作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支书女儿刘改香在情感的折磨中站立起来，则以自己的心点亮了"挺进"城市之灯。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另一方面，作家还写出了"侯秘书"、"小佛脸"等谙熟权力场技巧的小人物。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

出版说明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因着前几年《羊的门》的风光红火，所以对李佩甫的新作《城的灯》抱有一种阅读期待。**印象是，《城的灯》的书名和一些具体的创作手法，都明显地与《羊的门》有所照应，诸如篇首都摘以《圣经》中的话语作为引子，来寓示题意，并且暗隐着作家的创作主旨。读过这段引语始知“城的灯”与“羔羊”可互为指认，在不用日月光照的城内，有神的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由此知道，在李佩甫的创作意识中，羊和灯确有联系。

《城的灯》是一部有关“家”的叙事。李佩甫在这个中原大地*底层的家庭故事中，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将家族的群体命运和个人情感，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话语合而为一，深入洞察和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国情，和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沉隐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和权术文化做了尖锐而有力度的揭示。并且围绕着“家”的处境，和“当家人”的困惑和焦虑，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家”的难以撼动的文化根基。这种对个体家庭和个人经验的艰难写照，是对那个时代整个乡村家庭群体和个人命运的具有某种普泛概括意义的叙述。

小说主要集中在冯家昌在家道衰败中重写个人与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冯家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乡村家庭，母亲早丧，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儿子。老实巴交的父亲因是入赘的女婿，是村里的单姓而地位低下。他始终生活在社会边缘，在村里或是在家里都近乎是可有可无的人物，甚至在小说的叙事中，也显得无关紧要，因为他整个退出了矛盾冲突，早早地就出让了行使父权的权力。冯家昌是冯家老大，六岁时院里的桐树被邻居仗势掠走，父亲表现出的卑微和可怜兮兮的求助，村人的敷衍和沉默，促使他精神早熟，父亲在他眼里倒下了，他在心里**天长成了自己的“父亲”，九岁时他便扮演和顶替了“父亲”的角色出外行走。家庭的极度贫困，使他只能屈辱地面对体面和自尊，咬牙忍受着常人难耐的苦难,这种扭曲和忍让，成为他日后活人的原初动力。

“家”始终是冯家昌焦虑和费尽心力的**，家连接了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体现了一种超稳定的象征秩序。冯家弟兄的姓名中都有“家”字，家昌、家兴、家运、家和、家福，命名不仅确认了个人身份，而且也体现了在“家”的象征秩序中的个人位置。“昌”字所带有的兴旺、兴盛之意，使老大的命名中似乎就已包含了某种隐喻意义，预示其对冯家昌盛重任的担当。在中国的家文化中，长子如父。家昌处在长子地位，因父亲的无能和羸弱，使他早早行使着父权，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成为弟弟们期望的精神和物质的支撑，并且得到了家庭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同。他在弟弟们心中体现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弟弟们完全按照他的运筹和规划，也在他的谋略和引导下一步步走出乡村，走入军营，再走进城市，甚至走向世界，重新建立起威严而不可撼动的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将平辈的兄长关系转化为自上而下的“父子”关系。这一点，极象《羊的门》中呼家堡的当家人呼天成，他成功地把村人控制在手里，对父老乡亲进行着有计划的修理，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父亲。他用四十年工夫营构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呼风唤雨，无往不胜。呼天成、呼国庆是在**、天下的宏阔空间中施展手脚，冯家昌则是在“家”的场地上运筹帷幄，苦心经营，在兄弟之间编织起可遥相呼应的权势和**网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们虽各君临一方，但在精神本质和注重行动的人生方式上并无大的差异。

冯家昌以个人的努力、情感的牺牲和人格的变异，使自己拿到了城市的入场券，又经过殚精竭虑的不懈努力，使冯氏一门终于完成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大迁徙，由此截断了家族困顿而苦难的历史。他不仅使冯氏家族在**的象征秩序中找到了位置，重建了家庭的地位和尊严，而且也使自己的弟弟们在这一象征秩序中进入了社会的主流。冯家得以复兴，现在是政府有人，经商有人，出国有人，家族的命运从此得到改写，每个成员的人生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他们或是副厅正处，或是驻外上校武官，或是资产过亿的民营公司董事长，冯家昌以心血和智慧，成功地扮演了被当下社会所重新包装了的一个理想“父亲”和长兄的形象。

《城的灯》很容易让人忆起路遥的《人生》，冯家昌和高加林的故事确有某些相似点，比如吃苦而忍让的人生，与苦难搏斗的精神，不屈的奋斗意志，但这两个人物却已有了质的不同。冯家昌成功的三个秘诀是“忍住”、“吃苦”和“交心”，高加林是凭借着忍耐和吃苦的精神，以一种奋斗的激情打拼着自己的人生。而“交心”则充满了谋划，冯家昌受的苦要超过高加林，十六岁之前他没有穿过鞋，为练出一双铁脚，竟主动给脚上扎上蒺藜。他主要是凭借“交心”，而找到了善于周旋于权力场中的“知音”和“导师”，也以“交心”将自己逐渐融入了政治和权术编织的大网，他善于学习和吸纳权场经验，学会察言观色，揣摩上级心理，苦练削苹果和牙签的技艺，甚至小时候所受的苦难，也成为他博取人心，向上攀爬的资本，从开始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到游刃有余掌握主动，*终超过了指点他的“高人”。如果说，高加林进城后抛弃了刘巧珍，而选择了黄亚萍，还是基于高中时代的感情基础，两人在思想上经常能互相交流，而冯加昌则把刘汉香五年的等待，和对冯家巨大的身心付出，在一秒钟内做了决断，把自己的婚姻，做了进入城市大门的*重要的一次交易。高加林是一个失败者，但他留给读者的依然是与苦难搏斗的毅力和勇气，当他被城市赶出去，背着铺盖卷再度回到家乡时，他决心要从这块土地上再重新站起来。冯家昌成功地占领了城市，却鬓染白霜，心力交瘁，虽然成了城的灯，同时也成为城市的羔羊。这个人物给人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难以对其立足城市的行为方式，从道德上、精神上和价值取向上简单地加以评说，这无疑是当代语境下一个多重复杂的人格类型。

不可忽视围绕着冯加昌的几个特殊人物，比如胡连长，是他教给了冯家昌“忍让”、“吃苦”、“交心”的秘诀，使冯走上成功的**层平台。尤其是久在官场中浸润的“小佛脸儿”侯秘书，一点点地指导着冯趟深水的经验和技能，在当代文学画廊中，这是一个独特的形象，他提供了许多能留存记忆的细节，诸如他打耳的技艺，用竹签剔鱼刺而不破坏鱼形的本领，真可说是出神入化。在对他们的观照中，可以透析中国社会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由此呈现出李佩甫赋予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深度。

小说中**刻画的另一个人物是冯的初恋情人刘汉香，作为村支书的女儿，她成为冯命运中的契机，冯因此被特招为文化兵。她和冯家昌分置在城与乡的两极，而让他们泼出性命、丢下脸面，一次次地退让，所要做的都是一件事，挽救冯氏家族颓败的命运。不过，冯家昌秉持的是父权制的社会价值，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肩负的家族使命。刘则是出于女性或是母性的天性，不愿让冯的家人挨饿受冻，没有鞋穿。她自愿上门，担当起不堪重负的生活重担。她守望着爱情，也守望着家庭、温情和*质朴的人性。在她身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和现代女性的多种特征，在情感倾向上得到了作家更多的偏爱，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传统美德和现代的开拓精神在她身上得以***的体现，她扶持了一个家，也造福一方百姓，发展花卉产业，变村为城，也亮起了灿若白昼的城的灯。小说的结局是一片耀眼的亮色，冯氏一门四条汉子齐聚在五**宾馆欢宴，这是为家族历史的重写和个人辉煌的成功而举行的一次仪式，刘汉香成了这场欢宴的祭品，不知她的亡灵是否还能*后一次救赎或说是真正撼动他们的心灵。

有一点需要指出，冯的奋斗史虽然展示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总的感觉仍然是停留在历史的忆旧中，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多少有点距离。在写法上总体看来也显得比较平，倒是叙事话语在乡村场景中仍保留了李佩甫以往中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用语很特殊，有鲜明的中原地域特点，用词也比较讲究，体现了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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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终实现了自己以及整个家族逃离乡村的理想。小说中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城的灯》是一部有关“家”的叙事。李佩甫在这个中原大地*底层的家庭故事中，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将家族的群体命运和个人情感，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话语合而为一，深入洞察和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国情，和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沉隐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和权术文化做了尖锐而有力度的揭示。并且围绕着“家”的处境，和“当家人”的困惑和焦虑，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家”的难以撼动的文化根基。这种对个体家庭和个人经验的艰难写照，是对那个时代整个乡村家庭群体和个人命运的具有某种普泛概括意义的叙述。---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