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曾经这样概括说:“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建炎 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不只是“黄袍加身”的那一日,还在于政权建立、权力转移之危险关头,未见喋血宫门、兵连祸结。而“不嗜杀 人”、“不杀大臣”、“不杀谏官”,威怒有度,孕育了较理性开明的政治。“杯酒释兵权”之所以为历代所传诵甚至渲染,寄寓着政治家和百姓对文明政治的愿望,尽管政治总是在血雨腥风中飘摇。
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专制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神宗遂成悲剧人物。
屈原之苦闷是切入灵魂的,他的心被牢骚腐蚀透了,他的诗正是腐蚀出来的液体。所以屈原的表现是很内在很内在,很深很深的,无法解脱的。屈原注定不可能活得太久,他也不可能写很多诗。陆游之诗是伟丈夫,屈原之骚是病美人。杜甫说大白话,但其心机藏得很深。这一点与屈原相似。陶渊明把自身融化于大自然,包括他的思想也如气体混融于大气之中。所以陶诗绝非“超脱”可以概括。它明明是鲜活的生命。尽管陆游与杜甫、屈原、陶渊明都像,其根本差别还是看得出来的。只不过很难说清楚。陆游*大的特点,是明明白白地讲道理抑或哲理抑或禅机给我们听。这是陆游“尽拾灵均怨句新”之“新”,大概也可说是整个宋诗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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