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去世不久,大儒梁启超便为他立传。和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不同,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作者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的清醒,也是一种**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中国近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李鸿章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作为,都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作者能从较新的视角,重在揭示和阐述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及其因时代重负而引发的思想嬗变。想念会对读者有一定的启迪。
——戴逸
《晚清有个李鸿章》在深入李鸿章的内心深**面,是有独到之处的,作者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在本书中,李鸿章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莫言
《晚清有个李鸿章》好就好在有着世界视野,它是把晚清社会以及李鸿章放在当时世界大环境下来进行阐述的。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性,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和批判。
——朱大可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后记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公正、自由和**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热切的决心,*坚定的信念,*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
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
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