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别，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短小，还在于它有着自身极为特殊的文体要求。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短篇小说无论是在语言、结构还是意蕴的传达上，都有着与中长篇小说更为苛刻的要求，它需要高超的艺术智性才能驾驭……本书收录了2007年度*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讲述了现实、人性与伦理的各种纠缠。

洪治纲◇序
毕飞宇◇相爱的日子·家事
艾伟◇游戏房
金仁顺◇云雀
苏童◇茨菰
徐则臣◇伞兵与卖油郎
萨娜◇拉布达林
迟子建◇花牤亡子的春天
须一瓜◇少许是多少
戴来◇向黄昏
王棵◇米粒儿的天堂
王手◇飞翔的骡子
裘山山◇野草疯长
张惠雯◇短篇二题
薛忆沩◇同居者
朱文颖◇蚀
薛荣◇扫盲班
陈锟◇就这样讲述灵魂的升腾
凤群◇血色碉楼
温亚军◇片断
高君◇取暖期
姚鄂梅◇索道
方如◇声铺地
吴君◇亲爱的
陈启文◇虚掩的门
郭文斌◇大生产
张静◇有情郎

本书选取了二十六位作家的二十八篇小说，每篇小说都体现了作家的某些独特的思考，但都体现出某种共同的审美倾向，即，在一种游离式的叙述法则中，鲜活地展现了人物内心深处异常隐秘的精神状态，凸现出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
序
在很多作家的心目中，短篇小说都是一种言说不尽的文体。表面上看，它短小精悍，故事要求亦不复杂，似乎可以解除写作过程对作家体力和耐心的直接考验，让作家在“一蹴而就”中建立自己的艺术自信。但若深入肌理，我们��发现它充满了各种挑战意味，从叙事语调的确立到故事结构的设置，从细节处理的敏感度到语言的精准性，都十分考究，甚至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满盘皆输之势。
不仅如此，从思想内涵上看，短篇也拥有一种“空纳万境”的优势。
尤其是虚实之间，轻重之间，缓急之间，更是意味多多。因为篇幅本身的限制，在短篇的写作中，作家的审美意图很难表达得****，于是，他们便转而利用语言自身的特点，使一语一事，一人一象，集纳着十分丰沛的审美信息，形成“言已尽而意未穷”的态势。像汪曾祺的《陈小手》中那个团长，一枪崩了救命恩人陈小手，还愤愤地来上一句：“我的女人怎么能让别人摸！”团长心中的霸道、乖张以及被传统伦理所浸润的失贞观念，都含在这句话中，品味起来十分复杂。又如卡尔维诺的《良心》，那个叫路易吉的男人，在战场上杀人无数，被奉为英雄，但他却良心难安。
当他一枪崩了自己的仇敌，抚平了自己的良心，结果却被判了死刑。这种个人良心与**正义之间所形成的错位，将小说内涵引向了个人与历史的对抗性境域之中。它的丰富性，更是三言两语所无法阐释。
短篇的这些基本特质，决定了它是一个既让人魂牵梦绕又令人心生畏惧的文体。很多作家常常满怀豪情地冲向短篇，甚至多年来孜孜以求地专攻短篇，结果依然是佳作寥寥；而有些作家看似无心插柳，却每每有所斩获。
一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的文章，试图对短篇小说的文本形态进行一些简单的归类，同时从创作主体的思维层面上，对当前短篇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普遍问题做些探究。在此文中，我将短篇大致分成四种类型，即，欧·亨利式的结构形态，辛格式的游离形态，卡尔维诺式的寓言形态，以及汪曾祺式的笔记体形态。如同任何归纳性研究一样，这种归类也许不是非常科学，但我觉得，它大体上能够概括短篇的一些基本模态和它背后所隐含的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
纵观200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如果按照这种归类方式进行检视，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尤其是作家们的某些惯性思维。
先看欧·亨利式的结构形态。它主要取决于故事结尾的出奇制胜，所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这种“欧·亨利式的结尾”，并不只是强调一种故事袁层的合理性突转，而是要凸现“突转”之中的丰厚内涵。譬如欧·亨利的名作《警察与赞美诗》，索比在经受了赞美诗的洗礼之后，忽然有了“从良”的强烈愿望，但法律不承认这种宗教感化，它只认同事实。因此，索比命运的*后突转，看起来只是一种叙事层面上的意外，但意外之中却又分明地包含了个人命运与**机器、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微妙冲突，甚至对法律的惩戒意义提出了绝妙的嘲讽。
我们的很多作家也非常喜欢这种结构形态，甚至对这种形态驾轻就熟。仅2007年，我就读到了谈歌的《天香酱菜》、王祥夫的《街头》、刘庆邦的《八月十五月儿圆》、欣力的《拾花的早晨》、于晓威的《厚墙》、风马的《天下本无事》、陈世旭的《机密》、范小青的《蜜蜂圆舞曲》等很多类似的短篇。应该说，这些短篇在处理结尾时都非常漂亮，外在的偶然性和内在的必然性都把握得很好，整个故事的叙述也有声有色，很吸引人。但读完之后，令人回味的内蕴却并不丰厚，或者说，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图过于简单、明确。像《天香酱菜》，除了抖出赵广林是一名御厨之外，故事本身可以说毫无深义。《街头》通过对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冲突的演绎，让弱势的哑巴绝望地杀了那对开宝马车的男女，除了一种道德的彰显，同样也并没有多少内涵。
再看辛格式的游离形态。这种模式主要强调人物之间的游离和情节细部的盘旋，创作主体对叙事的控制能力非常强，能够让冲突始终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并在往返与盘旋之中凸现人物内在的精神质感。2007年的短篇中，类似的作品有刘庆邦的《黄花绣》，郭文斌的《点灯时分》，陈启文的《寒冷的火焰》，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张学东的《剃头》和《年味》，裘山山的《事出有因》，王安忆的《厨房》和《公共浴室》等。这些短篇非常注重对现实生活内在质感的表达，游离与盘旋亦把握得不错，叙事节奏相对从容。但是，细细品味之后，我总觉得，它们要么缺少创作主体独特的个人体悟，叙事细节多半停留在经验性的层面之上，像王安忆、张学东等；要么叙事语调出现分裂，像《寒冷的火焰》中大量的叙述明显突破了老人的感知视点，《点灯时分》中的民俗原本是年年都有的，但小说以童年视角来叙述时，却过于强调它的新奇性；要么情节发展出现强制性的扭转，如《事出有因》的前半部游离性把握很好，但后半部转到历史悲剧的探寻上了，且交待性意图十分明显。
卡尔维诺式的寓言形态，主要是通过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使叙事脱离纯粹的写实层面，进入各种想象的空间。这种形态既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叉使叙事话语在剥离写实之后获得了诗性的气质，呈现出飞翔的状态，同时，以一些小小的人物或事件，将思考延伸到某些重大的命题之中。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意味的创作形态。它融灵性、凝重、隐喻于一体，在一种广袤的想象地带，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回味空间，同时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的影子。2007年，我所读到的这类小说虽然不是很多，像残雪的《贫民窟》和《月光之舞》，权聆的《鹅美人》，童若雯的《古美人的微笑》，骆以军的《杀妻者》、《神弃》等，都有一定的寓言意味。但是，它们过于强调主观性的叙述，形式上的现代意味突出，而内涵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丰实。
汪曾祺式的笔记体形态，是中国传统短篇的经典模式，它注重短篇叙述中的虚实相兼，内敛，隽永，追求语言内在的韵味，在白描上尤见功力。虽然这类短篇在当前的创作中并不是很多，但仍有一些作家对它极为钟情。2007年，我就读到了阿来在《人民文学》、《花城》、《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机村”人事的系列短篇，阿成的《黑龙江的小故事》和《国高学生》，以及林斤澜的《天意》和《月光》等。它们都带着明显的笔记体意味，但同时我又感到它们并不特别出色，无论语言的内在韵味，还是叙事的内敛力量，都缺少足够的回味空间。
应该说，我所提到的上述这些短篇，都是阅读时印象较深的作品，有些甚至进入了我的年选*后审定的篇目之中，但在反复掂量之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还是放弃了它们。
二 就本年度的选本而言，我选取了二十六位作家的二十八篇小说，虽不敢说它们都非常**，但确实体现了作家的某些独特的思考，也是我个人较为满意的作品。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迟子建的《花斗亡子的春天》和张静的《有情郎》篇幅上都在两万字以内，有些选刊将它们视为中篇，但我仍按通常的规则将之列为短篇并选入选本。
首先吸引我的，是毕飞宇、艾伟、金仁顺、苏童、迟子建等人的短篇，它们虽然各具特点，但都体现出某种共同的审美倾向，即，在一种游离式的叙述法则中，鲜活地展现了人物内心深处异常隐秘的精神状态，凸现出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看似漫不经心地写了一对都市边缘男女的情感际遇——偶然的相遇，做爱，然后彼此交流，像恋爱又不是恋爱，*后友爱地分道扬镳。他们彼此温暖着自己也温暖着对方，甚至有点以沫相濡的真诚。但是，他们却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个沉重的“爱”字。是他们不想相爱？不，是不敢。世俗的欲求、生存的压力、飘忽的命运、无望的未来……这一切，都不允许他们正常地相爱。他们以独特的生存方式，呈现了都市底层人群在爱与欲之间的分裂，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物质时代的近乎绝望的抗争方式。他的《家事》煞有介事地叙述了一群中学生之间的“家事”。他们以家庭角色彼此相称，在校内校外进行各自的职能表演，把青春寄寓在成熟后的世俗幸福中，非常鲜活地展示了青春期少年的内心躁动——他们渴望长大，渴望成为世俗生活中的一员，并不断地体验着这种世俗生活所带来的温情。这种怀想性的叙事，反映的并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早熟，而是这种早熟背后的某些世俗性的生存观和经验性的预演冲动。
艾伟的《游戏房》着眼于一个痴迷于游戏机的少年心理，通过对徐小费的心理推衍，缓缓地道出了这个柔弱朴实的少年在人性上的畸变过程。
在小说中，作者紧紧地扣住徐小费的自尊、梦想、叛逆以及青春期的苦闷等精神特点——让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少年理想去寻找对抗现实、改变命运的途径。徐小费沉迷于游戏机中的暴力世界，使自己的征服欲和破坏欲在一种虚幻的境界里获得了极大满足，而当他回到现实世界，尤其是面对孱弱的父亲和残缺的家庭，他又感到无比的自卑。这种人性内在的失衡，使他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力量的支撑，于是他疯狂地崇拜王勃，并很快成为他手下的“喽啰”，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暴力生涯。一次次的施暴，不仅让他品尝了征服的快感，宣泄了青春期的苦闷，而且帮助他建立了少年式的自信让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威严。这种人性恶的轮回，很快让他卷入更尖锐的自我冲突之中。特别是他打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沉重的负罪感和少年心里小小的恐惧与不安让他在看到自己的父亲受辱时，终于悄悄地实施了暴力反击。
金仁顺的《云雀》讲述了一个外籍商人姜俊赫和中国女大学生春风之间的婚外恶情。这是一个并没有多少深刻意蕴的小说，但在叙述的肌理之间，却尽显人性的微妙与繁复。在春风的眼里，中年男子姜俊赫无疑是魅力非凡，他冷峻、坚毅、富足，像磁铁般吸引着少不更事的春风。然而，随着春风一步步进入姜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我们才发现，姜俊赫同样也有着一般男人的脆弱、烦恼和无奈；而在姜俊赫的眼里，春风是一个纯朴、胆怯、不谙世事的少女，但是，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他同样看到了春风的内心里迷离不安的意绪，以及对传奇性生活的向往。他们带着各不相同要求同居了，但他们距离真正的爱却仍然遥不可及。或者说，他们彼此的内心里也有真心相爱的冲动，但世俗的欲求和不同的理想形态又使他们很难走进各自的心灵。此外，她的《彼此》和《桔梗谣》也同样在一种游离状态中，写出了人物内在的某些隐秘欲望。
苏重的《茨菰》通过一个非常年代里的逃婚故事，很巧妙地将道德与义务纠结在一起，进行了一番别有意味的审视。在小说中，作者的主笔并不是书写乡村女子彩袖的不幸命运，而是围绕着她的逃婚事件，着力表现了一群城里小市民的复杂心态。巩爱华、姑妈、父亲、母亲、姐姐……他们一方面为彩袖的换婚处境愤愤不平，标榜自己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又相互推诿，尽力逃避某些责任；他们一方面对别人处处指责，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自觉地重蹈别人的覆辙。小说中的彩袖，仿佛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被他们扔来扔去。为此，父母还与姑妈闹成了绝交。即使彩袖在无助中屈从了命运，并喝药自杀之后，人们仍然不忘相互推诿。尤其是姑妈，*后还愤愤地说道：“我们对彩袖问心无愧的，彩袖苦命，怪不得别人呀，要怪就怪那个巩爱华，不是她惹这个麻烦，彩袖她也不至于落这么个下场。
”这种推诿心态的确引人深思。
徐则臣的《伞兵与卖油郎》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一段少年时代的英雄梦。红五星军徽、军装、八一皮带、飞机、伞兵……这些**飞翔气质的符号，在那个启蒙荒废的年代里，成为范小兵和“我”的*大梦想。于是，他们以近乎疯狂的姿态，充分施展各种少年式的狂想，不顾一切地反复演练自己的英雄梦，甚至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尽管在这种梦想的背后，已经有老范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作为明确的暗示，但对于沉醉在梦想里的少年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也不去理解。这种奇特的英雄梦，与其说是少年生命的本能反映，还不如说是扭曲性的历史价值观对他们成长的潜在规约。它将诗意、荒诞和飞翔的叙事较好地融会在一起。萨娜的《拉布达林》叙述了一个有关生存之根的故事，但它打动我的不是作者的故土理念，而是一种质朴的温暖情怀。柳梅的回归，并不是因为她与吴贵生之间没有感情，而是她离不开故土，离不开那种河流、篝火、鱼群以及祈祷鱼神的歌谣。
它们已渗透在人物的血脉里，带着宗教般的定力，使他们无法移植和迁徙。这种强大的、来自远古的文化血统，通过极为温婉的方式，笼罩在拉布达林这个小小的渔村，却将那里的生活模态打造得具有某种田园牧歌式的诗性境界。
迟子建的《花才亡子的春天》写了一个被现实伦理强行阉割的生命。
高小牤子之所以变成花牤子，既是生命本能的自然冲撞，也是民间伦理的默许和纵容。但民间伦理又以其特有的狡诈性，“合情合理”地剥夺了花牤子的物质生活。在不断地割地赔物的过程中，绝望的父亲不得不带着花牤奔走他乡，*终使花牤亡子失去了生命之根。没有了生命之根的花牤子，原本可以过上平庸而安稳的乡村生活，不料随着紫云的自杀和父亲的死，他再度陷入生存的危机。他卖力地为外出打工的村民们看守妻子，由被阉割的人成为阉割别人的人。这里，作者非常尖锐地道出了民间伦理的狡黠与刁钻：一方面，贞操是女人的大事，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了命运的主宰权；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情境中，女人的贞操叉成为男人尊严和利益的砝码。但更重要的是，女人毕竞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寒葱的怀孕既是对民间伦理的反动，对荒芜的乡村生活的抗议，也是对花牤子存在价值的否定。因此，这篇小说的触须已探入各种复杂的生存境域，包括现实、人性与伦理的各种纠缠。此外，她的《百雀林》同样也是本年度颇为精粹的短篇之一。
三 与上述作品稍有不同的是，须一瓜、戴来、王棵、王手和裘山山等人的短篇，主要着眼于庸常生活的内部书写，极力发掘某些隐秘而又微妙的生活质感。它们似乎并不强调创作主体的思想凸现，而只是津津乐道于某些惯常生活的再现。但是，这种游离式的再现，却很不经意地撕开了日常经验遮蔽下的许多丰富的人性面貌，让我们于蓦然回首之际，看到了简单生��的背后，同样也有着各种特殊的沉重、无奈或温暖。
须一瓜的《少许是多少》和戴来的《向黄昏》都是在一个家庭内部来展开叙事的冲突。狭小的空间，简单的人物，赋予了她们对人物关系的精妙演绎。《少许是多少》讲述了一个叫游兵的男人在单位与家庭之间的灰色生存。人到中年的他，像一只钻进风箱的老鼠，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但还是处处受气。小说尤为精彩的是，作者叙述婆媳之间的微妙争斗，特别是媳妇对婆婆的挤对，从一只菜罩子到一袋手纸，媳妇支玲总是能够抓住“战机”冷嘲热讽，刁钻、市侩与狭隘的心理尽显笔端。《向黄昏》则将一对老年夫妇之间的内心抵牾叙述得有声有色。一次偶然的夫妻生活被拒，使老童和陈菊花就像“两只拖鞋”一样，“一东一西互不买账地在房间里”。于是，老童开始向往外面的生活，试图以此排遣内心的积郁；陈菊花则在家里进行心理上的“历史盘点”，并决意出走。整个小说都是建立在内心叙事之中，将一对老年夫妻的情感危机演绎得****。
王棵是一位文学新人，近两年正以强劲的势头闯入文坛。仅2007年，我就读到了他的《难过》、《暗自芬芳》、《归来》、《米粒儿的天堂》等一系列短篇。其中《米粒儿的天堂》尤为细腻温馨，父女之间的情感像浓浓的晨雾缠绕在话语之中，透出一种血浓于水的爱意。这是一个写男人内心情感的故事，也是很少人敢于触及的领域。面对爱妻的早逝和女儿米粒儿的绝症，已近中年的“他”以柔情替代强悍，以细腻替代粗粝，以思念甚至偷窥替代孤独。年幼无知的女儿，却又每每以似懂非懂的话语刺激着他的伤痛，但他仍以罕见的毅力将生活打理得有条不紊。直到H的出现，他们才获得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机会。
王手的《飞翔的骡子》仿佛是一则寓言。“我”在工作之外找到了一份赚钱的差事，替一个老板管理一个造建庙宇的工程。为了解决建筑材料搬运的问题，“我忽发奇想，建议老板去云南买些骡子。于是，一群骡子千里迢迢来到了小城，开始“**率”地穿梭于山上山下，运送各种建筑工料。为了让骡子们使足力气干活，人们可谓绞尽脑汁，甚至让它们吸香烟。但是不久，备受折磨的骡子们开始奋起反抗，甚至自杀身亡。这让“ 我”的内心深受谴责，并果断地决定不再打算赚这份外快。读完小说，说实在的，我想到了那些遍布全国的私营小老板。他们对待工人，其买与“ 我”对待骡子们完全没什么两样。裘山山的《野草疯长》以非常温婉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底层女人的情感伤痛。二十五岁的“我”在历经了婚姻的波折之后，来到城市里的一家美容院上班，并意外结识了松林。随着两人的情感发展，“我”自觉地向他道出了自己的情感往事，希望在心爱的人面前真实地打开自己，结果松林却选择了消失。于是，“我”在某网站的 BBS上将自己的经历慢慢地公布出来，并藉此“疗治”自己的内心之伤。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我”对每一次爱的流失所表现出来的凄婉和无奈，以及耐人寻味的复杂伦理。
高君的《取暖期》、姚鄂梅的《索道》、吴君的《亲爱的》、郭文斌的《大生产》以及陈启文的《虚掩的门》等，也是探寻各种底层生活的内在质感，只不过，它们并不是将故事直接安置在日常生活中，而是建立在某些特殊的情境里。其中《取暖期》选择了一个城郊的出租房作为叙事点，展示了一群底层房客们的百态人生。那里有辛酸，有温暖，有无奈，也有隐痛，作者动用了一种窥探式的叙事手法，将平静生活内部的各种艰辛和疼痛表现得不动声色。《索道》中的蛮子为母亲所建造的索道，既是情感的索道，灵魂的索道，也是生命的索道，是超越了一切世俗伦理和时间的永恒之爱的索道。《亲爱的》通过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让郑歌儿经历了一次炼狱般的人生洗礼——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所导致的伤害，是利益和欲望腐蚀了人们的身心之后所产生的冷漠和尖刻，是爱与力量缺席之后的无助和绝望。它从一个小小的契口里，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某些人性与人道的盲区。《虚掩的门》也触及了都市人的某种冷漠、自私和吝啬。为了买到实惠的家具，“我”一路狂杀价格，而且自认为“那是我*像一个男人的时候，在我的男子汉气质面前，那小姑娘*后的防线眼看就要崩溃了，她开始喘息，呻吟，脸越涨越红，像是要哭了”。结果是妻子气得出走离婚。为了找一个便宜的搬运工，他用衣服被小伙子弄脏为借口，以近乎要挟的手段，让小伙子为他搬运家具。他为自己的“天衣无缝 ”而洋洋自得，但*后却被小伙子的**慷慨和大度击得一败涂地。《大生产》通过一种重年视角，在充满新奇和异质性的话语里，通过对生与死的轮回性书写，展示了乡村风俗里特有的生活情调。正月和腊月的母亲是个接生婆，而父亲则是一个丧葬师。生与死都是人生的大事，因此，他们的父母在乡村里肩负着某种特殊的使命，但作者并没有倾力去表现生与死的壮阔，而是围绕着生死事件，缓缓地在童年眼光里延伸出来。
方如和张静是两位小说新手，但他们的作品已显示出良好的质感。方如的《声铺地》在叙述上虽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作者显然明白故事的敏感部位，且能动用一些“声东击西”的智性手段，揭示当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质地和生活观。它的结构有点像发音时的“声铺地”一样，层层剥落，*后回到原点——由吴峰到老田，由老田到代沟，再由代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问题。张静的《有情郎》通过一种回忆性的诉说，在讲述死刑犯李明益情感生活的同时，不动声色地拷问了婚姻内部的种种危机。它与人的善恶无关，与人的地位无关，与人的真诚无关，但是，它处处关涉人的个性、态度和生活方式。从小林、香兰到秀实，李明益真心实意地爱过三个女人，但这个“有情郎”却无法找到与她们相处的*佳方式，甚至同自己的孩子丁当也无法沟通。在婚姻生活中，他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以至于成为杀人犯。也许，这就是钱钟书所说的“围城”？从叙述方式上看，这篇小说也异常丰实，在细节上很见叙事功力。
四 短篇作为一种**挑战性的智性文体，当然也离不开创作主体在叙事上的自觉开拓。2007年的短篇虽然在实验性方面并没有多少值得推崇的佳作，但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譬如张惠雯的一些短篇，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朱文颖的《蚀》，薛荣的《剃头匠》、《扫盲班》，以及陈锟的《就这样讲述灵魂的升腾》等。
张惠雯是一个具有很好天赋的小说新手。2007年，我先后读到了她的《如火的八月》、《极速列车》、《徭役场》等短篇。它们仿佛一场词语的盛宴，想象的盛宴，修辞的盛宴。精美练达的叙述，丰沛轻盈的想象，无处不在的象征，构成了其作品灵光四射而又不时沉思的特点。譬如，《岛》就像一个童话。但是，在这个童话里，却有一个世俗的人间始终动摇着人物的生存信念。他和她在一座孤岛上过着伊甸园式的生活，“他们赤裸地拥抱着睡去，把彼此的皮肤当成清凉的席子”；或者，“他们用亲吻刷洗彼此的身体，在黑暗中眨动着眼睛”。在这个远离尘世的世界里，他们取消了一切现实伦理的规范，甚至不需要个性，“长久的，在属于他们和鸥乌的这一片岛上，他们生活着，仿佛不会老去。”但是，当一艘巨轮隐隐约约地驶入他们的视线，一种叫做“世俗欲望”的东西也悄悄地驶入了他们的内心。他们开始相互试探，相互猜疑，甚至相互警觉，直到她一觉醒来找不到身边的他，便以为他悄悄地逃到了巨轮上，于是，她也义无反顾地扎入大海，游上了那巨轮……这艘路过小岛的巨轮，仿佛一把尺子，测出了他和她之间的爱情指数，也测出了他和她之间的信任度；但这艘巨轮，又仿佛伊甸园里的那只苹果或蛇，带着人间的强大气息，引诱着他们放弃无忧无虑、地老天荒的诗意生活，陷入猜忌、戒备和分离的泥淖。
《岛上的苏珊娜》也像一个童话，不过，它与《岛》正好构成了一种相反的审美意趣。丛林中的那座小木屋，同样也可以视为一种远离尘嚣的伊甸园。但“我”和苏珊娜是带着世俗的烟火气走进这里的，因此，他们的交往是从戒备、疏离、试探开始的。他们在“先奸后杀”的恐惧中走到一起，然后煞有介事地讨论着身体与灵魂的离合问题，讨论灵魂常常被身体主宰的问题，甚至寻找灵魂救赎的问题，可是，随着他们**天地亲密接触，“我”渐渐地觉得，“在荒凉的岛上，她的眼睛是**的灯。”苏珊娜的灵魂真正地走入了“我”的生活，而身体却在理性的规约中彼此渐行渐远，以至于当“我”的陌生妻子来到这里，当他们过着正常家庭的生活时，“我看着她走动在陌生的房间里，有时候苏珊娜的影子尾随其后，或是忽然跳到她的前面，去推开窗户、拧开水管、同时映在玻璃的深处。
在某个时刻，她们重叠在一起，在我刚刚看清楚苏珊娜的时候，她们又突然分开了。她们让房间里充满了影子。”——灵魂，*终成为主宰身体的存在。所以，小说里的苏珊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具体人物，而更像一个幻象，一个检测灵魂与身体谁主宰谁的道具，一个隐喻着心灵慰藉的意象。如果我们再细细品味小说里所精心营构的那些场景，包括丛林、梦境、鬼魂以及那个由人物自我认定的“岛屿”，都隐含了十分丰富的寓意。
薛忆沩的《同居者》以一种浓厚的思辨性话语，演绎了一对同居者不断向世俗妥协却又无法真正地融入世俗生活的生存状态。那位痴迷于马基雅维利的中学教师，试图以丰富的理性知识向他的学生们高谈阔论，可是，学生们一句简单的实用主义诘问便让他哑口无言。“人类生活**的用处就是变成历史。可是的确，历史又有什么用呢？”他由此变得闷闷不乐。于是，慢慢地，他陷入到世俗生活里，并与女同事同居了。他们都不想让世俗左右自己，希望彼此能过上清醒的自由生活，然而，世俗的力量仍在不断地肢解他的生存方式，并迫使他们逃到深圳。“现在的生活使他渐渐失去了对马基雅维利的兴趣。也使他渐渐失去了对灵魂和精神的兴趣。
他只是生活着，像所有人一样。”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随着家庭的变故，女方终于提出要结婚，他也只好听命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为女方找到了一个家庭伦理上的托辞，但是，随着父亲的死，以及内心隐秘的瓦解，他们又果断地结束了婚姻。这里，作者试图要揭示理性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的规范生活之间的鸿沟，为存在的迷惘本质提供一种情感轨迹，并以此表明人类存在的某些尴尬。
朱文颖的《蚀》在一种充满迷离和暧昧的叙述语境里，写出了一个叫王宝根的打工者对城市生活的隐恐和绝望。但我感兴趣的，还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这种思想，而是作者动用的那种叙述氛围——它像浓雾一般，使你的头发可以滴下水来，却始终看不清具体的形态。在王宝根的心里，妻子三凤的生活正是这样，她每天都在眼前晃来晃去，可是上班之后的她却成了宝根心里的一团迷雾。直到有**，他遇到暗娼喜儿，尤其是听到喜儿说她做暗娼一直瞒着丈夫时，宝根顿时“坐在床上一个劲地发抖”。他明白了三凤的处境。于是，他用那双弹性十足的袜子勒死了喜儿，同时也勒死了自己所有的爱和希望。凤群的《血色碉楼》是一个传奇，一个有关历史、人性和岭南风俗的传奇，隐秘的人物关系，与复杂的人性变异结合得颇为融洽。
薛荣的《扫盲班》是一篇非常精致的短篇。母亲每天上夜校读书扫盲，长期不在家的父亲便让女儿去跟踪母亲，以便清除婚姻伦理上的某些潜在的“盲区”，结果女儿陷入一个更大的命运盲区。人生就是这样，“盲区”无处不在，不扫则已，越扫却越多。陈锟的《就这样讲述灵魂的升腾》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抗。作为一个钓鲨鱼的高手，“我”不仅被大家称为“鲨鱼阿宝”，而且还将鲨鱼称为“宝贝”——因为它们不仅是“我 ”建立自己所有世俗幸福的基石，还是“我”确立自身**智慧和才干的重要载体。但陈锟一反海明威式的叙事，通过“我”、鲨鱼以及第三人称视角的不断变换，将人对自然的强制性掠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尖锐对抗，以及世俗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交织在一起，在一种广泛的隐喻过程中，为 “反英雄”式的英雄情结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表达空间，也对人类为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强掠自然提出了宿命性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