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作者是两位很有代表性的作家，海勒开创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创作的先河，余华堪称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里的领军人物，两位作家小说文本中的人物、主题、叙事方式都呈现出有别与传统文学的个性特征，体现了颠覆现实主义“客观真实、表达”“心理真实”的解构观念。
本书分为两个层次，在对小说文本多角度分析阐释的基石上，提升出其解构主义创作方法论的意义。
**层次，通过对两位作家长篇小说的细读，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他们差异中的共性。
**，不同历史语境中两位作家遭遇了本质上相同的时代的“无序”，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对现实的认识，促使二者选择背离传统的创作路径；第二，对经典解构和宏大叙事质疑之后执着对荒诞世界、苦难人生的书写，以“黑色幽默”方式表达出缓解苦难的解构性特征；第三，从对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描写中表达对“大写人”的意义的消解；第四，从时间、重复、反讽、悖论等叙事策略上进一步体现对小说主体意义的消解。
第二层次，通过两位作家小说文本的个案分析，从他 写作思路和创作观念中，阐释和论证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海勒和余华在创作

第三章 主体的消失
人究竟是什么？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给予我们他自己关于人类本性的描述。斯多葛主义的格言是——人应当听从和尊重他的内在原则；尼采赞扬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突出性欲本能；马克思则推崇经济本能；“每一种理论都成了一张普��克拉斯蒂的铁床，”而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思想则完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无政府状态。反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的主题大体沿着这样一条发展线索，即，古典文学中的“以人为本”一基督教文学中的“以神为本”一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以人为非人”一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以人为物”。
从海勒和余华的创作中，笔者发现在传统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人”已经消失。虽然在他们的小说世界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人物群像，如君临他人的上级和领导、主宰一切的父亲们、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贪生怕死的小人物，妓女，乡下女人们……但是他们都已丧失了主宰自身的自由意志，成为毫无人文意义的空洞的能指。首先，两位作家都用无形的“权力”作为网络人物群像的手段，于是人物群像在“权力”操纵面前分别聚合成“强势群体”和“弱势 群体”的两端，并通过镜像式的权力折射人物内心世界，阐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作为小说主体的人物，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均已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在无形的“权力”面前，他们或者变成了权力的工具，或者沦为“木头”、“西红柿”、“像一堆水藻混杂在绿色的浮垢中”一样的物质。总之，人异化为“物”并且像“物”一样“活着”。
福柯通过大量著作证明了“权力无所不在”。权力——作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一般都将权力视为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影响、支配或控制其他人或其他组织的能力和力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把君主的权力奠定在实力的基础上，把权力归结为君主实际所具有的能力和力量。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现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权力问题上*为关注．的是统治权的问题，尤其是**权力的问题。由谁掌握统治权，如何运用统治权，如何保护、巩固统治权，一直是权力理论的焦点。那么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权力观念就存在着一个统治和被统治、控制和被控制、支配和受支配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产生能够自由运用权力支配和奴役他者的权力控制者与不能自由运用权力反为他者所支配和奴役的权力受制者，这是权力的两端。本书把前者称为“强势群体”，后者称为“弱势群体”。虽然所谓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文化身份的差异具有极大的相对性，相对某一类为弱势群体的，对于另一类来说可能并不是弱势群体，甚至在这一类看来完全可能是强势群体，但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作为一种抽象意义的文化身份却往往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支西己还是 被支配，奴役还是被奴役是作为权力控制者的强势群体与作为权力受制者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区别。支配和奴役是强势群体自由实施其权力意志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而被支配和被奴役则是弱势群体不仅没有合法机会实现其权力意志，反而受强势群体强加的权力意志的控制和制约的一种权力状态。
**节强势群体
为了便于分析，本书把海勒和余华小说中的强势群体分为三类：上级（上司）①、父亲、知识分子。
一 强势群体的表现形态
从文化意义上说，上级和父亲之间有着一层象征的指涉意义。上级对下级的统帅地位，使上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所辖下级的再生父母；而父母的家长身份，使他们成了理所当然的上级；上级和父亲都是政治权力的化身。因此，它们之间有时也是无法割裂开的，在这里拆开来主要是为了行文和分析的方便。
1．上级（上司）
文学作为精神家园总是给予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而秉公执政的明君一直是想象世界里渴望的理想；对现实世界中的滥施权欲却讳莫如深。海勒和余华小说解构了传统文学的宏大主题，展示了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的权力欲，以及权力对执权人作用的互动关系，颠覆被理想世界遮蔽的现实真实世界。
……

序
导轮
**章 背离传统创作的路径：解“合法化”
**节 颠覆性思维方式探源
一 “理想模式”的坍塌
二 “深度模式”的削平
第二节 创作生成的历史语境
一 时局的动荡
二 “文革”的无序
三 犹太性
第三节 先锋的实验
一 同源影响
二 反现代的冒险
三 走向“黑色幽默”
第二章 解构的文本
**节 解构经典
一 传统经典
二 红色经典
第二节 质疑宏观叙事
一 颠覆英雄主义理想
二 淡化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节 消解存在之“重”
一 存在之“重”
二 “黑色幽默”
第三章 主体的消失
**节 强势群体
一 强势群体的表现形态
二 强势群体的特征
第二节 弱势群体
一 弱势群体的表现形态
二 弱势群体的特征
第三节 消解“人”的意义
一 人本精神的失落
二 人本理性的质疑
第四章 消解主体的叙事策略
**节 叙事时间
一 叙事时序
二 叙事重复
第二节 叙事人称
一 有效的距离控制
二 多维的叙事视角
三 悖论及其反讽
结语
附录一 余华答作者
附录二 海勒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褚蓓娟于2003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攻取博士学位。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她选择了余华和海勒，我以为，这个题目难度很大，提示她至少要考虑以下两点：余华和海勒都是当代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研究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可以*终形成颇有份量的博士论文，现在同时研究他们两个人，无疑要付出比只研究一个人多一倍的努力；再则，海勒是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之一，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所谓先锋派的一员主将，将他们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加以比较，自然不无道理，然而，这种类型的比较研究无疑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做不好，就会变成x加Y之类肤浅的比附，*终可能徒费心力，未必讨好。我还对她说，如果一定要做这个题目，就必须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较深的文本与理念层面开掘，才有可能避免事倍功半的结果。经过审慎的思索，她还是坚持要啃这块硬骨头，想到她对这两位作家已有较深的认识，况且她的理论功底也不错，更重要的是，她有不同寻常的毅力和韧性，我便同意了。
褚蓓娟果然没有辜负我们和她自己的期许，将这个难度很大的题目做到了一定的深度。关键正在于她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体现在中美这两位作家身上对传统的创作观念与方法的解构性立场。从文本的细读、从同异的对比中，她看到两位作家都关注人生的苦难与世界的荒诞，然而，他们不再用传统 的眼光，而是用当代人充满疑虑、充满揶揄、**冷峻、颇具消解力的眼光来审视这种苦难与荒诞了，于是，他们的文本中便充满了消解的张力，充满了批评家们称之为“黑色幽默”的那种意味。具体而言，他们不再像传统文学文本那样关注形象、性格、典型、深度，而是更多地关注心态、命运、自我、平面；不再像传统作家那样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表现出所谓“零度写作”的状态。因而，实现了对传统权力叙事与主流话语的颠覆与消解。由此，褚蓓娟提出，这两位作家通过不同的书写内容和许多局部的差异奉献给读者一种“解构性文本”，并得出结论说，解构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理论，也是一种创作理念和方法。这个结论不是拍脑袋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对两位作家认真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也许这正是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褚蓓娟这篇论文显然是平行研究一个颇有意义的个案。由此也引发了我一点关于平行研究的感想，不妨在这里稍加申说。20余年前，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被引入国内学界，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受到推崇，一些学者写出了对两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加以平行比较的论文，这些论文由于满足于排列同异而往往无所发明，被讥为“x加Y”模式。于是，许多人在平行研究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以为一谈两个对象(作家、作品或其他文学现象等)的同异，就必然落入“x加Y”的窠臼。我总觉得问题不在谈不淡同异上。事实上，比较研究的论文，□有不谈同异的。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时，曾与哈佛大学的勒文、纪延、耶鲁大学的小奈尔逊等**美国比较学者谈论比较文学，认为“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这里显然将“同”和“异”作为对不同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或者说基础。事实上同异(或者说异中之同，同中之异)的探讨应该是 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影响研究以事实联系为出发点，那么平行研究就必然以同异探讨为出发点。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谈同异，而是看你如何谈同异、为什么淡同异。倘若你没有经过审慎的抉择，没有经过缜密的思考，像巴尔登斯伯格所说的那样“仅仅对两个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就必然将真正的同异研究变成随心所欲的牵强比附。更重要的是，谈同异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语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此外，讨论同异，必得有清晰的目的，不能仅止于谈同异，如果满足于罗列同异，就成了为比较而比较，失去了比较文学旨在通过不同文学的类同与对比，达到互通、互释、互补、互证，从而求得共同诗心与文心的目的。明确的语境、特定的角度和清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平行研究的“**性”(comparativeness)。没有**性的平行研究，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平行研究。钱钟书的论著中，可以说处处在谈同异，但又处处不仅在谈同异，他的任何一则包含同异的探讨都有明确的语境、特定的角度和清晰的目的。譬如在i寸沦王国维时，他联想到王氏在《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叔本华的理论，并以此为据，断言《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然而，他指出，静安“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为彻也”，于是进一步阐释叔本华在其《意志与观念的世界》一书中所讲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快乐出乎欲愿。欲愿者，欠缺而又所求也。欲餍愿足，乐即随减。故喜乐之本乃亏也，非盈也。愿足意陕，为时无几，而怏怏复未足矣，忽忽又不乐矣，新添苦恼与厌怠、妄想，百无聊赖矣”。接着，他征引佛经、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意大利人魏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康德、中国文人稽康与史震林等人类似而又不同的说法，加以辨析，旨在说明人心厌足，餍即成厌的道理。由此看来，木石姻缘未就，并非“悲剧之悲剧”，倘“宝黛良缘虽就，而好 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钱钟书称赞王国维于“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于叔本华哲学也曾“口沫手胝”，但对叔氏的理论却未能尽其道，彻其理，因而对《红楼梦》的解析就难免“附会”之弊，*终导致“强合则两贤必至相□”的结果(参阅《谈艺录》中华书局本，1984，第348-52页)。钱钟书著述博大精深，像这样精彩的比较研究在在皆是，不胜枚举。钱氏的范例告诉我们，平行研究不可避免要讨论同异，倘若我们能将这种讨论置于一个具体明晰的语境中，怀抱求取共同文心、诗心的目标展开讨论，我们就能使这样的同异研究具有所谓的“**性”，并取得有意义的学术成果。
平行研究突破了影响研究只讨论渊源、影响、原因、结果的樊篱，将比较文学从只强调“事实联系”的狭窄领域引导到超越事实，甚至跨越学科的广阔世界，从一个角度看，这应该是其一大功绩，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未尝不是其一大弊病。当今比较文学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向比较文化的方向发展，比较学者动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更遑论跨学科，他们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文学问题，而是漫无边际的文化问题，比较文学因此丧失了其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造成这样的后果，我想，平行研究标举“跨学科”研究是不能辞其咎的。然而，对平行研究这种双刃剑的性质，在20年前我撰写《比较文学概论》时是缺乏认识的。后来，我逐渐悟出了其中的问题，在一些文章中，明确主张将比较文学限定在文学本体的范围内，反对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我提出，不论做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抑或跨学科研究，比较学者都必须以文学问题为出发点，以文学问题为归宿，将文学的研究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我甚至主张大体厘定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界限，将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mdies)作为比较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我的这个主张得到了一些比较学者的赞同，当然 也有一些学者不以为然。在过去的20余年中，我一直关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为作为一个新学科，不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它的健康成长就难以保证。也许有人会说，与其争论诸如“什么是比较文学”之类的理论问题，不如去做具体比较文学的实践。这话从一定角度讲不无道理，然而，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在“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尚未明确之前，怎么能做得好呢?事实上，从今天比较文学界的现状看，许多人都在讲比较文学，做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似乎也确然成了一门“显学”，然而，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弄清譬如如何做平行研究等一些基本问题，许多冠以比较文学的论著还很难说是真正的比较文学论著。这样看来，弄清这一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事物之间、概念之间并非泾渭，确定性只是对不确定性而言。即以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这两种方法而论，两者往往有密切的关联。影响研究固然侧重事实联系与历史脉络，但未必不做审美评价，反过来，平行研究固然强调比勘同异，求取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但未必一定要舍弃历史的脉络。以余华和海勒而言，余华说自己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黑色幽默”的其他作家和整体氛围的影响，或者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蓓娟这本书的附录中就记录了余华不否认自己“读过一些”其他“黑色幽默”作家的作品；我记得有一次与澳大利亚一位乔伊斯学者和余华一起聚谈时，他也明确地承认卡夫卡、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作家对他的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能在进行平行研究的同时，将他置于当代中西文学交流的历史语境中。再说，我虽然主张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分开来，但我毫无割裂二者之意。我只是希望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不要走得太远，仍然能够固守文学**、文学本位的理念。我以为，强调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与界 定，强调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分开，对一般文学研究者依然是切合实际的。当然，在那些鸿儒巨擘面前，任何定义都会显得苍白。譬如，对钱钟书这样学贯古今中外的旷世奇才来讲，还有什么必要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呢?事实上，他的研究早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进入整个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无限境界了。韦勒克在一篇文章中说，比较文学其实就是文学研究；钱钟书始终不承认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他的学术视野无疑是整个人类的文学与文化，他的全部著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在对像他这样的学术大师表示无限崇敬的同时，也能像褚蓓娟那样，在有限的、明确的比较研究中做一些具体而微但结实且富有意义的工作，为平行研究提供更多一些可供参阅的例证。
蓓娟的这篇论文答辩之前曾八易其稿，现在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即将出版，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上面一些也许并非毫无瓜葛的感想，与蓓娟共勉。是为序。
刘象愚
丁亥年盛夏于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