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 三中全会和**工作会议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叙述。下面是决议中的这部分文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有关三中全会那段文字时也逐字逐句注意过,认为文中所作的论述除个别的字句外,完全符合这次**全会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事实。自从这次全会开过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这20多年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上述评价毫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20多年中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由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文件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在这个**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工作会议是**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工作会议。**委员会全会和**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人民法院院长、*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直属机关、各****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全会了。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工作会议开得很长,**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委员会会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工作会议的作用。**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先把这个关于两个会议相互关系的看法写下来。下面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
第二节 召开**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记这个**工作会议,*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问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不清楚**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果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者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
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次会议(这次**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人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1979年开的那一个,在1979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工作会议上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工作会议,不是1979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九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1979年开的那个。
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10月14日后不久,**提出召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工作会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决定召开**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工作会议知道的**可靠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