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严肃的心理学家可以透过我雨滴般晶莹的密码文字分辨出一个灵魂化解的世界，在那里可怜的斯穆罗夫的存在只取决于他在别人头脑里的反映，而他们的头脑接着也像他的一样，被置于同样离奇的镜子似的窘境中。故事的结构戏拟侦探小说的结构，但说实在的，作者否认有任何玩弄、迷惑、愚弄或者欺骗读看的意图。其实，只有立即看懂的读者才会从《眼睛》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即便*易轻信的读者，读这篇灵动闪烁的故事时要认识斯穆罗夫为何许人，也不可能费很长时间。我用一位英国老太太，两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练，一位医生，一位邻居的十二岁的孩子做试验。孩子*快，邻居*慢。
《眼睛》的主题是实施一项调查研究，它引导主人公通过许许多多的镜子，*后以一对形象的重合告终。三十五年前我以某种神秘模式整合叙事人追索的不同阶段，我不知道我从中得到的强烈快感是否会为现代读者分享，然而，无论如何，强调的不是神秘，而是模式。我相信，尽管时光流转，书海更迭，一种语言的海市蜃楼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的绿洲，然而追踪斯穆罗夫依然是件精彩的活动。情节不会在读者头脑里——如果我把那头脑研读得正确的话——简化为一个惨痛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颗痛苦扭动的心不仅遭受弃绝，

我在柏林当寓公的**个秋天就遇见了那个女人，那个玛蒂尔达，当时这个世纪和鄙人这条小命都刚刚二十挂零。有人刚刚给我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使，主人是一户俄国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穷相毕露，所以依然靠着圣彼得堡旧习的幻景过日子。教���孩子我以前没有干过——因而对于自己怎么做，跟他们谈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两个娃，哥儿俩。在他们俩面前我就觉得紧张丢人。
他们一个劲儿地数着我一口一口地抽烟，这种无聊的好奇搞得我把烟卷儿夹成一种古怪别扭的角度，仿佛我这是头一回抽烟似的；我不住点地把烟灰洒到自己的腿上，这时候他们明澈的目光就专注地从我的手转向那渐渐摩擦进毛料裤子里的灰白的粉面儿上。
玛蒂尔达是他们父母的朋友，常常过来做客，留下吃饭。**晚上，她正要走的时候，哗哗哗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就借了她一把伞，于是，她说：“太好啦，多谢，多谢，这小伙子送我回家，再把伞拿回来吧。”打那会儿起，陪她一路回家就成了我的一项任务。我想她对我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这个胖乎乎的、落落大方的牛眼睛女人，嘴巴挺大，当她照着小镜子给脸上扑粉时，嘴就撮成一道红褶儿，化作一朵玫瑰花骨朵儿。她的脚踝细溜，步态娴雅，这可有一俊遮百丑的效果。她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暖意；她一露面，我就觉得屋里的热度调上去了，等送她回家丢掉这个好大的活火炉后，我就孤零零地走回来，周围是无情的黑夜里纯柔的细声与流转的光华，我感到冷，冷到恶心想吐。
后来她丈夫从巴黎来了，常跟她一块儿过来吃饭；他这个丈夫跟别的任何丈夫没有两样，我对他也不甚留意，只是注意到他有个习惯：说话之前嘴先对着拳头哼地一声清清嗓子；还有根沉甸甸的亮头黑手杖，每当玛蒂尔达把她跟女主人的别话转化成轻飘飘的独白时，他就用它敲地板。过了一个月，她丈夫又走了，就在我送玛蒂尔达回家的头一个夜晚，她请我上去拿一本书，长期以来，她一直劝我读一读，那是一本法语读物，好像叫《俄国少女阿丽雅娜》什么的。天还是照旧下着雨，街灯周围罩着一圈颤悠悠的光晕；我的右手埋在她鼹鼠皮外套热烘烘的皮毛里；左手打着一把撑开的伞，被黑夜丁丁冬冬地敲打着的伞。这把伞——后来在玛蒂尔达寓所里——撑开搁在暖气片附近，不停地滴答滴答，每半分钟总要掉下一滴泪来，*后积成了一大摊儿水。至于书嘛，我忘了拿。
玛蒂尔达并不是我的**个情人。在她之前，我就被圣彼得堡一个女裁缝爱上了。她也胖乎乎的，她也常劝我读一本中篇小说（《穆罗契卡，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两个丰硕的女人，在性爱的狂风暴雨中，都会迸发出一种尖锐、惊骇、孩子气的唧咕声，有时候我觉得这好像是白费力气：我吓得要死越过芬兰边界（尽管坐的是特快列车，拿的是实实在在的签证），逃离布尔什维克俄国，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只不过是从一个怀抱投向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怀抱而已。再说，玛蒂尔达很快就开始讨人嫌了。她老把丈夫挂在嘴上，我觉得这是个叫人丧气的话题。这个男人呀，她总说，是个**的畜牲。要是叫他发现了，他非当场宰了她不可。他崇拜她，而且是个十足的糟醋坛子。有次在君士坦丁堡，他一把抓住一个法国愣头青，把他在地板上撂了几个大马趴，就像撂一块破布片儿似的。他可是只火蝎子，叫你心里发毛，但毒中有美。我总想换个话题说说，可这就是玛蒂尔达的爱巴马儿，两条壮实的胖大腿骑上去就舍不得下来。她所塑造的丈夫形象跟我不甚注意的那个男人的样子简直对不上茬儿；也许这也压根儿就不是她的奇思异想，就在此时此刻，巴黎的一个醋罐子魔鬼感到了自己情况不妙，正在扮演他老婆分给他的乏味角色：切齿咬牙，眼珠子骨碌碌乱转，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发现在这种时刻做这样的推测太令人不爽了。
我拖着疲沓的脚步一路走回家，烟盒里空空如也，晓风拂面，脸上火辣辣地烧，仿佛我才刚刚擦掉了登场的粉墨一样，一投足，一迈步，脑袋就跟着痛一下，每当这个时候，我往往从各个方面查看一下自己那一星星小福分，又是惊奇，又是自怜，又感到沮丧和恐惧。对我而言，做爱的**只不过是座荒凉的土包，满目萧瑟。毕竟，为了过得快乐，一个男人必须时不时地了解几段完全空白的瞬问。然而，我总是被暴露无遗，总是大睁着眼睛；即便睡着了，我也没有停止审视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一点儿也弄不明白，又越来越着迷于千万不能停止对自己的认知这样一种想法，而且对所有单纯的人——职员呀，革命者呀，店老板呀——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全都信心十足、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不起眼的工作。我可没有那种外壳；于是在那些可怕的淡蓝色清晨，当我的脚跟橐橐地敲击着踏过这座城市的荒原时，我常常想象着有人疯了，因为他开始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地球的运动：他就在那里，踉踉跄跄，极力要抓住家具站稳身子；要么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兴奋地露齿一笑，活像在火车上转身对着你的那个生客那样笑着，嘴里还说：“火车跑得真快，是吧！”可不一会儿，这么不住点的摇晃搞得他头晕恶心；他就开始咂只柠檬，嗍块冰块，然后平躺到地板上，然而全是白搭。运动没有止息，司机是瞎子，哪儿也找不到刹车——车速快得受不了啦，他的心都要迸裂出来了。
我好寂寞啊！玛蒂尔达常忸忸怩怩地问我是不是写诗；玛蒂尔达，在楼梯上，或者在门口，总会巧妙地激我去亲她，只不过是找机会假惺惺地哆嗦一下，充满激情地悄悄说一声“你这小疯子……”；玛蒂尔达当然算不了什么。可在柏林，我还认识谁呢？一个援助流亡者的组织的秘书；雇我当家庭教师的那户人家；魏因施托克先生，一家俄文书店的老板；先前给我租过一间屋子的德国小老太——一张短短的名单。这样，我整个毫无防卫能力的身心就招惹起了祸端。**晚上，灾祸惹上身了。
六点左右。随着暮色降临，室内的空气变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种结结巴巴的声音给我管教的对象读契诃夫的幽默小说，可几乎连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开灯：这哥儿俩有一种孩子不应有的奇怪的节省癖，一种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肠，黄油，电，还是各种款式的汽车，他们都知道确准的价格。我高声朗读《低音提琴罗曼司》，一方面枉费心机地想娱悦他们，一方面又为自已，也为可怜的作者感到耻辱，这时候，我知道他们意识到了我与模糊万象的暮色的斗争，并且在冷冷地等着看我会不会坚持到街对面房子里的**盏灯亮起来树立榜样。我成功了，灯光就是给我的奖赏。
我正要给自己的声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热闹的段落了），门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整套房子就我们仨，哥儿俩忽地跳起来，争先恐后朝那个丁零零的铃声跑。我坐着没有动，书摊开在腿上，冲着没有读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原来是我的电话。我在一把咯吱作响的藤椅上坐下，把听筒贴到耳朵上。我的学生站在旁边，一左一右，不动声色地瞅着我。
“我正在过来的路上呢，”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会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会被辜负的，”我乐呵呵儿地说。“可您是哪位呀？”
“你听不出我是谁？这更好——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那声音说。
“可我倒想知道说话的是谁呀，”我不依不饶地笑着说。（后来我回想起自己那种顽皮到家的语气只觉得恐怖与羞愧。）
“到时候就知道了，”那声音干脆地说。
这会儿我还真就撒起了欢儿。“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问。“真有意思……”我意识到自己是冲着一片真空说话，便耸了耸肩，把电话挂了。
我们又回到了起居室。我说，“喂，我们刚才读到哪儿了？”随后，找着了地方，接着往下读。
然而，我有种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觉。我机械地高声朗读，心里直纳闷儿这位来客会是谁呢。一个刚刚从俄国来的什么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声音——过了一遍——哎呀，真还没有多少——不知什么原因，过到一个名叫乌沙科夫的大学生时，我停下了。我回想起在俄国仅上过的那一年大学，我在那里孤独难耐，这段记忆把这个乌沙科夫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在谈话中间，我若露出一脸心照不宣的梦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让我们快快乐乐》这支喜气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学生时代，那就意味着我想起了乌沙科夫，尽管，天知道，我跟他只闲聊过两三次（谈的是政治还是别的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记了）。不过，他在电话上显得那么神秘莫测，也不大可能啊。我猜得入神，时而想是一名共产党特务，时而又想是一位需要个秘书的性格乖僻的百万富翁。
门铃响了。哥儿俩又横冲直撞地冲进了门厅。我放下书，慢腾腾地跟在后边。他们兴高采烈、熟练灵巧地拽着小铁门栓，拨弄了两下某个附加的小机关，门便开了。
一番奇怪的回忆……就算现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经变了，但每当我唤起那段奇怪的回忆时，我的心就一沉，就像个从牢房里出来的危险的罪犯。就在那会儿，我的一堵生命的墙全部坍塌了，悄然无声，就像默片上那样。我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但无疑我还是满脸堆笑，如果我没有说错，那是一脸的谄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注定是一场空，虽然早已料到那样的一场空，但还是努力把姿态完成（在我心里勾起了“起码的礼貌”那种说法的余响）。
“手放下，”客人劈头就是这么一句，眼睛瞅着我主动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经开始沉向了一个深渊。
难怪刚才我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电话上传出来的将一种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种生硬的特质，其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盛怒，一种我头一回在人的声音里听到的粗响。那一幕像一个造型一样滞留在我的记忆中：灯火辉煌的门厅；我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那只被拒绝了的手；哥儿俩一左一右，四只眼睛盯的不是来客，而是我；来客自己则穿着一件带时髦肩章的橄榄绿雨衣，脸色苍白得仿佛被摄影师的闪光灯照瘫痪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张大，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像个黑色的等边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满了毒液。然后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动作：双唇分开时吧唧一声，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随之轻轻抽动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根手杖了。
“怎么啦？”我问。“咋回事儿？准是有误会……肯定，有误会……”就在这当口，我替我那只仍无着落、仍有所想望的手找到了一个叫人既难堪又难受的地方，我恍惚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把手搭在一个学生的肩头上；这孩子便乜斜了它一眼。
“嘿，我的好兄弟，”来客脱口说道，“让开一点。我不会伤害他们的，你用不着保护他们。我需要一点地儿，因为我要好好修理一下你。”
“这不是你的家，”我说。“你没有权利胡闹，我弄不懂你要我干什么……”
他打我。他照准我的肩头啪的一下，打得又响又重，吃了这一下，我向旁边打了个趔趄，碰得藤椅像个活物似的蹿开了。他龇牙咧嘴，摆出再来一下的架势。这一杖正好落在我举起的胳膊上。打到此间，我只好撤退，躲到起居室里去。他紧迫不舍。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我声嘶力竭地喊，直呼他的本名和父名，大声问他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他又追上了我，我试图用跑的时候顺手抓起的一个垫子保护自己，但被他从我手中打掉了。“这真丢人，”我喊道。“我赤手空拳。我遭人诽谤。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躲到一张桌子后面，像先前一样，一时间，一切凝固成了一个静态造型。他在那儿张牙舞爪，举着手杖，他身后，门两边各站着一个男孩：也许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有点儿程式化，但老天作证，我确实相信，一个双臂交叉靠墙站着，另一个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哥儿俩都不动声色瞅着我惨遭惩罚。很快，一切又动起来，我们四个全跑进了隔壁的房间；他击打的部位恶毒地下移了，我的双手合成一片鄙陋的无花果树叶，接着，他劈头骇入的一杖，抽在我的脸上，打得我眼前发黑。好生奇怪，我怎么从来不会自己动手打人，不管人家把我得罪得多么厉害，可现在，被他沉重的手杖打了个一塌糊涂，我非但不能回击（没精通这孔武的本事），甚至在忍痛蒙羞的时刻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抬起手来抵抗一个同类，尤其在那个同类显得愤怒强悍的时候；我也没有设法往自己的屋子里逃，尽管那里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唉，弄来只不过是吓鬼罢了。
我的两个学生若有所思的不作为，他们在这间或那间屋子顶端各自凝结得像壁画一样的姿势，我一退到黑暗的餐厅他们就立即开灯的那种善解人意的态度——凡此种种，肯定是一种认知上的幻觉——将我已经赋予了意义与**的印象肢解，而且随意得像政客被相机定格下的抬起的膝盖，他不是在跳快步舞，仅仅是跨过一个水坑罢了。
其实，在我遭受处罚的过程中，他们好像始终不在现场；在某一刻，由于担心爹妈的家具，他们按理儿开始打电话报警（这一尝试被那人的一声雷吼打断了），然而我不知道该把这一刻定在什么时段——在一开始，还是在痛苦、恐怖的顶点，也就是*后我软塌塌地摔倒在地板上，躬得圆圆的脊背暴露着任他脚踢拳打，我哑着嗓子反复哀求，“行啦，行啦，我心脏不好……行啦，我心脏不好……”我的心脏，让我插一句，功能一直挺好。
一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他点起一支香烟，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手把火柴盒拨弄得嘎啦嘎啦直响；他踅来踅去了一会儿，估摸事态，然后说了几句关于“一点儿教训”之类的话，把帽子戴正，急匆匆地走了。
……

寓言式精短离奇诙谐探案故事，时间、记忆和身份主题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纳博科夫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