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笔,视线落在窗外天际。巴黎的黄昏,氤氲苍茫,总是带给人们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我在那云霞深处,仿佛看到远在意大利翡冷翠的道藩。他面容清癯,身体显得有点单薄,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闪烁着智慧过人的光芒,神情在谦和中流露出几分严肃。我一向把他当作*忠实可靠的朋友,我们之间的称呼是二嫂和三弟。接到了他突如其来的那封信,我必须承认,我很惊愕。我从来不曾想到,他竟会这样的热情与大胆,他不是刚在巴黎和素珊订了婚吗?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忧悒和怅惘向心头凝集,但愿它能早些化解吧,因为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无意再尝爱情的苦蜜,像营营的山蜂错憩在黄连的小白花上。已逝的二十八年岁月里,我曾在爱之波涛里浮沉了九年。一九一七年,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逃到日本、巴黎,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全部专注在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我无法分得一丝一毫,既得不到温暖,也得不到照顾,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
天际的云霭层层加深,室内的光线渐渐减弱,周围静悄悄的,寂寞深锁着我。回忆一九二二年在���林,**次和道藩相见,是他到我们的寓所来拜访。他告诉我们,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美术部学画,趁假期之便,来游德国。当他到柏林后,听说有一位中国画家徐悲鸿也在此地,所以他特来拜访,希望结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二次见面,是悲鸿带我去回拜他,在他和傅斯年先生合租的房子里,有着很好的陈设和舒适的布置,起居室地上还铺了一幅猩红的地毯。“那**你曾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记得吗?”若千年后,他曾回味无穷地对我说: “你穿的是一件鲜艳而别致的洋装。上衣是大红色底,灰黄的花,长裙是灰黄色底,大红的花。你站在那张红地毯上,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显得多么雍容华贵。啊!那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
当时,我静静地听着,报他以表示谢意的一笑。是的,我应该感谢他的恭维,但我绝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用意。在国外住了八九年,以女性的优越地位,我听过各式各样的赞美,甚至有一位中国同学说:“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到外国来,真为我们中国人增光。”
是的,我在外国曾是一群男同学中的天之骄女。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参加他们的谈天,我和他们同样放言高论,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简直把我宠坏了。除了在悲鸿面前,无论言谈举止或者是潜意识里,我从不曾以女性自居。
一九二四年,道藩从伦敦完成学业来到巴黎,再进法国*高艺术学校深造,他在拉丁区的小旅馆里租了一个套房。徐志摩也到巴黎来了,朋友们热烈欢迎他。吃过晚饭,我们在道藩的房间里打麻将,一打就是通宵达旦,直到晨光熹微,牌局结束,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顺势往沙发上一坐,迷迷糊糊地竟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房门关着,恬静无声。后来我才知道,道藩送走了朋友以后,见我睡在沙发上,他跛躇踌躇,坐立不安,为了避嫌,他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卢森堡公园散步。
“笃!笃!”房门上响起轻微的敲击,将我从沉思中惊醒。望望铅灰的天色,我知道这是房东太太来请我用餐了。匆匆地把回信封好,贴上邮票,准备在饭后顺便投邮。然后,我徐徐地站起,步下楼梯,走向饭厅。
第二章
这时候是一九二六年的早春,悲鸿正在新加坡埋头作画,筹措我们继续留法的生活费用。早在一九一九年,我和悲鸿是靠一份官费到法国苦学度日,我们曾撑过无数濒临饥饿边缘的日子。想不到撑到一九二五年,官费受了国内政局的影响,宣告断绝,这使我们沦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种情形下,只好由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时留在巴黎。为了节省开支,我换租了一间供应膳食的小房,将生活水平尽量地降低。
朋友们照拂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热心的一位。那时候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道藩和我几乎每天见面,因为在此以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一个规章奇特而情谊挚切的小小集团,会员以兄弟相称,谢寿康是老大,徐悲鸿行二,张道藩居三,邵洵美排四。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譬如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天狗会”行走,我这**的女性,荣衔是“压寨夫人”。
道藩在“天狗会”的朋友中*重感情,*慷慨,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于是他常常请客。他一向在中国饭馆包饭,和饭馆老板攀上了交情,有钱付现,没钱挂账。我们是他的好朋友,必要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利用他那块金字招牌。
他是那么忠实可靠,热情洋溢,乐于助人,悲鸿不在我的身边,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对他寄予无比信任,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法籍白俄,玛库力埃斯,为了举办“东方民族游艺会”邀请我担任招待。事前他请客,问我想邀哪位男士做伴时,我毫不犹疑地说出张道藩的名字。
为什么他会忽然从翡冷翠写来这样的一封信,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惊和困扰?他在信里提出了七个问题,**个问题便隐含着一桩动人的故事——
道藩始终没有对那位“她”说出“我不爱你”这句话,但是他却表现了坚定的毅力与决心,我常想,处理这桩恋爱事件,如果说他是挥慧剑,斩情丝,应该并不为过——问题中的她是魏小姐,湖南人,她和她的同乡胡小姐,一同住在拉丁区的旅馆里,道藩的住处和她们相距不远。看她们寂寞孤单,道藩常陪她们去吃中国饭,看电影,三人中渐渐地有人起了感情变化,湘女多情,魏小姐热烈地爱上了道藩。
可惜她不知道,道藩自己正陷于复杂微妙的感情苦恼之中。
那就是他信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我也是接信以后才恍然大悟,道藩所深爱的那个女子,竟是我自己。
独坐窗前,仰面眺望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我又一次深深叹息。
复杂微妙的感情和纠缠不清的苦恼,进入*严重的时期,道藩偏又身不由己,卷入了第三个爱之旋涡。
素珊,天真活泼,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法国少女。她是一位公务员的女儿,父母双全,有一个姐姐。在巴黎,舞厅是高尚正当的交际场所,不设舞女,待字闺中的女郎,常由母亲陪伴到舞厅,希望能在这儿邂逅如意郎君,青年男士可以向她们请舞。道藩就这样结识了可爱的素珊,他们的感情进展很快,朋友们都为道藩高兴,认为他俩是一对理想的情侣。
可是,恋爱期中的道藩,却经常愁眉深锁,郁郁寡欢,他变得沉默、忧悒而带几分迷惘,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反常;另一方面,热情如火的魏小姐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的表情是愤恚和激越,她甚至采取了行动,我忆起了在麦兰发生的滑稽可笑的那一幕——
麦兰,是巴黎附近一个美丽的小城镇,平畴万里,禾浪飘香。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悲鸿、我,还有另一位四川籍的李琦小姐,我们三个人结伴到麦兰歇夏。不久,道藩也来了,素珊母女和他同行,在直耸云天的树林前,有青葱柔软的草地,素珊和她母亲闲闲地憩坐,道藩支起画架写生,人和景构成曼妙的画面。我一再提醒悲鸿和李琦,让我们避得远远的,不要打扰了他们的静趣。
宁谧地过了几天,魏小姐气冲冲地从巴黎赶来,了解到他们的“问题”,我们不免要为道藩捏一把汗,道藩的麦兰之旅真是太不愉快了。表面上虽然没有闹出什么事情,但是周旋于两位女士之间,也只有道藩才能做得到。
“魏曾经主动吻我。”
回到巴黎后,有一次道藩怏怏地说。那是在魏小姐的房间里,她一时冲动,奔过去吻了他。我们跟他开玩笑,是什么滋味?他苦笑着摇摇头说:
“我始终保持理智,并且告诉她说,我们是**不能结合的,因为——”他强调说,“我一生中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
他为什么说得那样肯定?当时我困惑,如今我却懂得了,道藩的信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
道藩很坦然地叙述他和魏分手时的情形,就在那**,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然后转身就走。魏追过来拉住他,道藩着急了,用力把魏推开,仓促地夺门而出,魏伤心欲绝地伏在地上痛哭,房门在道藩身后轻轻地阖上。隔着那扇门,他停下脚步,听到她悲恸的哭声——一阵犹疑彷徨,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去。
“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了去?”
我几乎能够听见他无可奈何的呐喊,那是他内心的呼声,这个她是谁?居然就是我。素珊知道了该会多么伤心,她以为得到道藩完整的爱,实际上她仅只占了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呢,我反复地思考,啊!我的立场是不容动摇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如今回想起来,难怪道藩的订婚显得那么勉强,他是由朋友代替他去求婚的。朋友们看他太忧郁,太消沉了,开始为他担心,“天狗会”的老大谢寿康一再追问他,是不是他和素珊的感情受了挫折。他用惯常的表情回答,摇头苦笑。老大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代他到素珊家里去求婚,逼得急了,有一次,他脸上出现慷慨壮烈的表情,他庄严地向谢老大点了头。啊!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是为了避免无法解脱的烦恼,决心用形式上的婚姻驱除他内心对我的爱慕。是的,在他来说,这是一次牺牲。处在当时的环境里,他不得不做这样的牺牲,因为我是悲鸿的妻子,而悲鸿却是他的二哥,他一直都在叫我二嫂。
谢寿康代表道藩,到素珊家里去求婚。这位未来的外交家果然不辱使命,办成了他人生中**次外事交涉,素珊和她的父母都答应了。连我在内,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帮他筹备订婚筵席,典礼是在巴黎*负盛名的中国饭店杏花楼隆重举行的,那时我还以好友的身份,在他们的订婚筵席上向他们敬酒,祝福。
我懂了,看过道藩的信后我懂了,道藩在他的订婚筵席上醉酒失态,果然那是他内心苦闷的一次发泄。想起那一晚他不断地豪饮,大醉,狂歌,乱舞,使他的岳父连连地皱眉、叹气,我们以为那是他快乐欢欣的流露,谁知道他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啊,我心头涌起无端的烦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发生呢?道藩,我真为你担心,痛苦将如一面无形的巨网,永远永远地笼罩缠绕着你,你将如何挣扎,如何解脱?
我祷祝上苍,愿我们早早恢复从前纯洁而正常的友谊,我愿道藩赶快想一个方法,不再为我动情,或者是,赶快把我忘记!
在我这间三层楼上的小房里,那架租来的钢琴上如今空无一物,然而脑海里却出现了一幅色调生动和谐的画面。就在钢琴的顶端,曾经有过一只朱砂的花瓶,插了几枝芬芳馥郁的白玫瑰。这幅回忆中的画面使我无法不想到道藩,那**,我到他的住处,看见他房里有那么一个殷红可爱的朱砂瓶,我盯着它说:
“这个瓶子真好看。”
“是一位朋友寄存在我这里的。”他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用几天。”
于是,他很快就把它送来了。他双手捧着插好白玫瑰的朱砂瓶,神情是那么样地虔诚和庄重。当我想到他曾捧着瓶与花走过大街小巷,步上曲折的楼梯,一直送到我的房里,我承认,我无法不为之感动——每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他总处理得如此周到,充分表现出他对我的恳挚。
第三章
我很忙了。
因为玛库力埃斯举办的东方民族游艺会,他早就通知过我,游艺会的主要节目是交际舞。
我不会跳舞,同时我也没有合适的舞衣。悲鸿回国以前,由于他对生活从不过问,对家务向来不理,我要管家,要烹饪,要洗衣打扫,还要学音乐,练提琴,忙得喘不过气来,因此,我没有工夫学跳舞,参加交际应酬。他一走,我就轻松多了,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难题,我每天到舞蹈学校去临时抱佛脚,学几种舞步。此外,我还要做一件晚礼服,我买了水红色的绸料,由李琦小姐和袁浚昌太太帮我,我们三人通力合作,缝制了一套中国式的短袄长裙,衣服和裙子的边缘,钉上了闪闪发光的珠钻花边。
于是,我参加了一次热烈狂欢的晚会,衣香发影,冠盖云集,我们跳舞,谈天,通宵达旦,尽兴而散。休息够了以后,我写信给道藩,告诉他那一夜的盛况,因为他如果不是要去意大利观摩名画,凭吊古迹,他也会出席这一次盛会的。
我学会了跳舞,邀请便纷纷而来,我仿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现在,不闻厨房的油烟味,不见成堆的脏衣服,代替的是华丽宽敞的厅堂,悠扬动人的音乐,鲜花美酒以及男士们的赞美和阿谀。
**早晨,我在房门口的地上发现了一封信,捡起来拆看后,觉得很惊异,因为那是玛库力埃斯写给我的。他想邀我去看一场电影,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拿着信去找老大谢寿康,他看完信便沉下了脸,神情紧张地说:
“这怎么可以!”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回封信给他,告诉他你没有时间,无法奉陪,而且,从此以后请他不必再来找你。”
我立刻照办,与此同时,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以后尽量减少交际应酬的次数。
道藩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不久便乘船回国去了,我希望他**保持宁静的心情,而我,也因此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如今,总算是一切恢复正常。
悲鸿回国不久,我生了一场病,进医院割除盲肠,开刀后,整日不停地呕吐,一连十几天不能进食。据医
生说我是怀孕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再回到寓所卧床休养,朋友们虽然热诚地照料我,但是客中染病,实在是太痛苦了。而且,既已有了身孕,还是赶快回国的好,于是我写信告诉悲鸿,请他寄旅费来,让我回国。悲鸿回信同意了我的要求,可是他寄来的旅费不够,等我在上海教书的父亲再寄了三百法郎,我才押运着大件小件的行李,从巴黎经过马赛,搭上远航东方的法国客轮——一次孤单而迢远的海上旅程。
到新加坡,我深切地体验了失望的滋味,悲鸿早就和我约定,他将在新加坡等我的船到,然后一同回国。我把“一同回国”看得相当重要,因为十年前我和他悄然地离家出走,曾使我的父母受尽了冷嘲热讽,以及困扰和打击。在欧洲一住就八年,悲鸿在艺术造诣上已经有所成就,虽然还说不上什么载誉归国,但是,两个人一道回家,多少可以冲淡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和讥诮”。因此,我在船抵新加坡时,一直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咦?我找来找去怎么看不到他呢?
一会儿,好友黄曼士夫妇挤上船来接我,递给我一封悲鸿的留书。啊,原来他等不及了,他已经先回上海去了,理由是为我布置一个新家。
我仍独自一人到达上海,至于新家,却在一个月后才搬进去,我的父母、弟弟,和悲鸿的弟弟,一齐搬来和我们同住。起初,生活过得很不安定,并且还欠了债,后来,悲鸿出任**大学艺术系教授,我们才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就在这年年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的儿子伯阳诞生。结婚十年,才做母亲,我把全部精神和心力都搁在孩子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