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尽管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惟一真挚的爱者，惟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Symposium）209b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漂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高尚与*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1920年代，不久后即因为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所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的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恋爱*早是由伊丽莎白·扬一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其引人人胜的传记《汉娜·阿伦特：为了世界的爱》（Hannah Arendt：For Love ofthe World，1984）中予以披露的，因为扬一布鲁尔女士下笔谨慎斟酌，所以她的描述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然而，数年前，随着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的研究《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1995）的出版，这段爱情成了令人反感的话题。埃廷格教授满心希望用这本小书制造一个丑闻，她做到了。在创作阿伦特的传记时，她得到阅读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往来信件的许可；根据文稿遗嘱执行人制定的条款，很少有人读过这些通信，更不允许任何人引用。读罢这些信件，埃廷格赶紧将这一爱情故事发表，详尽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信件并直接引用了阿伦特的回信。
埃廷格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描绘成极为病态的关系，这场恋爱从1924年他们相遇，持续到1975年阿伦特遽然辞世。在她笔下，海德格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掠夺者，他引诱了自己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年轻学生，又出于自身目的而抛弃她，在她1933年逃离德国时无视她的困境，在战后却又利用她作为犹太思想家的声名来修复自己因纳粹主义而受损的名誉和思想。至于阿伦特，埃廷格认为她是个受辱的受害者，遭受着海德格尔这个男人的轻视和拒绝，却不遗余力地帮助提升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的地位，罔顾他在智识层面上支持希特勒。阿伦特这样做是出于需要父亲形象关爱的深层心理需求，还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仇恨，抑或是为了迎合一个她误认作天才的骗子？这是一个埃廷格无力回答的问题。于是，她就在未完整阅读信件的基础上列出了这三种假设。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本不负责任的书。
然而丑闻却酿成了，阿伦特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将这作为她在学术上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近年来，她的捍卫者们在作品中将她作为圣徒顶礼膜拜，因此在回应上也未见迟疑，但回应却软弱无力。此外，*重要的是，除了埃廷格教授以外，几乎没有人看过那些信件。在这个关头，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文稿管理人站了出来，同意发表他们拥有的全部信件，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由于海德格尔销毁了阿伦特的所有早期信件，她也很少留有副本，这就造成了四分之三的信件来自海德格尔一方的局面。不管怎么说，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下去，并使得我们现在有了德文版的书信集，其编辑缜密，注释甚是有用。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刊行的信件并不仅仅是将材料予以公示。书信集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放在了更具智识意义的、全新的背景下，呈现了他们之间的哲学友谊，及其与共同的朋友——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友谊。
1889年，马丁·海德格尔诞生在巴登地区的一个乡村小镇梅斯基尔希。他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牧师，并在20岁的时候决定去当耶稣会的见习修道士。但是海德格尔耶稣会士的生涯只持续了两周，就因为胸痛被送回了家。然而，他对宗教依然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于其后两年在弗莱堡大学就读神学，间或给偏保守的天主教期刊写文章，抨击所处时代的文化衰落。1911年，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转到了数学系，并开始自学哲学。
海德格尔与教会知识传统的分离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迟至1921年，他还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说，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教神学者”。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跟随现象学大师爱德蒙·胡塞尔学习，胡塞尔1916年来到弗莱堡实施他扫除哲学传统中所有形而上学障碍的计划。对于意识的哲学探讨，胡塞尔希望赋予其新的严格规范，让哲学“回到事物本身”；他*初对海德格尔是有所保留的，认为这个学生是天主教的思想者。然而，胡塞尔渐渐开始享受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长时间的哲学对话，在海德格尔服兵役期间，胡塞尔倍感失落。海德格尔退伍回来后，胡塞尔聘请他做了私人助理，这一职务持续到1923年。在那段岁月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宛若父子，年长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培养着传承薪火的弟子。
1920年，海德格尔由胡塞尔夫人介绍给卡尔·雅斯贝尔斯认识，她说，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孩子”。这是一次注定要改变两个人生活的相遇。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年长6岁，其时已是德国学术界的名人，他年轻时曾研习法律、医学，并取得了弗莱堡大学心理学的任教资格。雅斯贝尔斯1919年出版了成名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这是一本奇特的、今天不会再有人读的书，充斥着马克斯·韦伯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hhey）的术语，但也试图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方式探讨存在问题。
尽管雅斯贝尔斯跟海德格尔一样对同时代的学院哲学家怀着几乎无法掩饰的轻蔑，但这本书*终使雅斯贝尔斯获得了哲学教席。两位思想家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那就是雅斯贝尔斯书中所称的“极限情境”——在这些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clouds）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这些情境如何唤起我们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启了真正生活的可能性。尽管海德格尔是从完全不同的经院哲学和现象学的传统出发的，但吸引他的同样是上述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其不朽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的**主题。
在随后的数年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哲学友谊，这体现在他们的早期信件往来中。友谊的契机发生在1922年，雅斯贝尔斯邀请海德格尔到海德堡小住一周，当时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任教。这次相聚对两人来说都是一次无法忘怀的经历，从此他们互称对方为战友。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这场友谊基于一个尴尬的事实，亦即，雅斯贝尔斯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比海德格尔年长，也更有名，但海德格尔是更伟大的思想家。
当海德格尔遇到雅斯贝尔斯的时候，他碰巧在打算写《世界观的心理学》的长篇评论，1921年他将评论恭敬地送给了自己的这位新朋友。虽然雅斯贝尔斯表示自己不能把握海德格尔据以提出批评的立场，但他还是在表面上感谢了海德格尔对自己著作的关注和建议。而在雅斯贝尔斯的内心，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该评论不啻一种新思考方式的宣言，雅斯贝尔斯对此完全没有准备，而且他也志不在此。海德格尔在评论中就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上的敏锐表达了尊敬之后，即用*强烈的言辞批评了他研究心理经验的“美学”进路，这种进路认为，心理经验是一个不能从外部观察的客体，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海德格尔写道，为了探索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哲学必须承认：意识必然存在于时间，亦即“历史性”之中。人的存在是某种“存在”，某种与纯粹客体的存在不同的“存在”。海德格尔声称：说“我存在”时所肯定的内涵与说“它存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我“存在”是通过历史性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我在其中体验到了对我的存在“焦虑的关注”，如果我打算真正地生活，这是我必须承担和拥有的。“原初”、“存在”、“历史性”、“焦虑”、“关注”，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在对雅斯贝尔斯的评论中**次提出的，它们不久后即出现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这一摧枯拉朽的评论并没有毁坏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尽管偶有裂痕，但两人的友谊在其后的数年中益发深厚。然而，让雅斯贝尔斯萦绕于怀的是，海德格尔，而且只有海德格尔，已完全看透了他，而他也理解了“我所不能企及的事情”，他在私人札记中这样写道。从这一点来看，海德格尔是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标准，是他郁郁终生地反思哲学对生活的利弊所在的动力。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源自雅斯贝尔斯的札记，雅斯贝尔斯身后，人们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这部长达300页的不寻常的手稿，它记载了1928-1964年间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反思。这些札记在惊奇（“他看来注意到了从未有人洞见到的问题”）、挫败（“无法沟通、非人间、无神论”）和忠诚（“我对其他所有在世的哲学家都没兴趣”）之间摇摆不定。雅斯贝尔斯甚至记录了他做的一个梦，他正与一些批评海德格尔的人激烈交锋，海德格尔突然来了，并**次用亲昵的“你”（du）来称呼他。然后他们两个就撇下众人一道走了。
1923年，海德格尔来到马堡，接受了自己的**个独立学术职位，并吸引了一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跟随他学习，其中便有汉娜·阿伦特。多年后，阿伦特在《纽约书评》发表纪念文章《纪念马丁·海德格尔的八十华诞》，描述了她那整整一代人对海德格尔的仰慕，这段文字如今已广为人知：
他所有的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但这个名字就像秘密国王的传说一样传遍了整个德国……关于海德格尔的传说很简单：思想又复活了；人们认为已死的昔日的文化瑰宝又获得了言说，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瑰宝所呈现的事物完全不是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终于有了这样一位教师；人们也许能够从他那里学会思考。
汉娜·阿伦特1906年生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Konigsberg），她来到马堡时只有18岁。当时，这位年轻的女性已经读了一些康德的著作，但读得更多的是克尔凯郭尔。一战的劫难过后，克尔凯郭尔成了深受德国青年推崇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魅力在于他的激情，这种激情与魏玛时代的中产**的自满情绪，以及当时德国占主流的哲学流派的沉闷思索形成了鲜明对比。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一样，立刻就在海德格尔身上发现了这种激情，直到1969年，她仍记忆犹新：
我所体验到的是，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既不是由对知识的渴望，也不是由认知推动的——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激情，它并没有统治和压倒其他一切能力和天赋，而是命令并征服它们。我们过于习惯理性/激情、精神/生活的老套对立了，而在（海德格尔的）富于激情地思考的观念中，思想和活力合而为一了，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手足无措。接着，她以典型柏拉图的笔调写道：
而且，思考的激情，就像其他的激情一样，俘虏了他——在意志的命令的情况下，占有了他的某些品质，堪称通常所说的“特征”——占有了他，仿佛消灭了他那不能抗拒激情冲击的“特质”。
在读海德格尔在阿伦特刚来到马堡时所作的讲座之际，我们可以感受到海德格尔的知识激情。名义上，讲座的目的是为了评论柏拉图关于哲学与伪哲学的对话录，即《智者篇》（Sophist）。然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评论的技艺成了用以复原并直面他所认定的对话中的深层问题的手段。在《智者篇》中，海德格尔看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个是本体论上的：存在（Being）问题——**个字母大写意味着，海德格尔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特定的实体或存在，而是他们的“存在性”或存在。“为什么会有存在性/存在，而非虚空？”这是《智者篇》留给我们的问题。对话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真理的正确定义的，海德格尔将真理解释为“揭示”或“发现”实体是什么的过程，而非如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概念与客体的对应。他对对话的评论继而转向对这些问题的精湛阐述，并揭示出源自现象学的新的进路何以可能给出有关这些问题的新答案。这种无畏的创新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阿伦特及其同学来说突然成为伸手可及、生气勃勃的人物，而且，更微妙的地方在于，使得海德格尔俨然成为这些先哲惟一合法的继承人。
……

致中国读者的短札
序言
**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
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
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
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译后小记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 从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到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思想家都对我国近些年的思想纷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试图理清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的关系。作者以其深刻而流畅的叙述对上述关系进行了探讨。 正如作者马克·里拉所说“我们对那一抱负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哪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