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描述崇祯皇帝朱由检多灾多难的一生，诸如因庶出而显尴尬的童年，寄人篱下而多忍的信王生涯以及登上皇帝宝座构筑中兴之梦理想的破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无奈，尤其是他既猜疑又刚愎自用的性格，面对后金（清）势力逐渐壮大的威胁、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的进击，一筹莫展，顾此生彼，处置失当，却又不肯负责，委过于臣僚，以有“诸臣误解”的哀叹。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炮火声中，孤独地踯躅到煤山脚下，自缢身亡，结束了短暂而又坎坷的人生。

**章 兄终弟及：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
二 多思：信王生涯
按照封建惯例，皇帝即位之后，首要之务是尊封皇太后，册立皇后，册封皇长子为皇太子、诸皇子为王。尤其是册封皇太子和诸王，由于宫廷争斗的激烈与否，或先或后，并无一定之规。而在明代成化以后，表现得更为奇特。如弘治皇帝朱韦占樘，早在成化六年(1470)由淑妃纪氏所生，因慑于万贵妃的狠毒，不敢禀报，由周太后养育在西宫。皇长子、次子先后夭折，致使成化帝朱见深为之长吁短叹。至十一年(1475)，宦官才向皇帝禀报，朱见深高兴异常，立即将年仅6岁的朱韦占樘封为皇太子。世宗皇帝朱厚熄，长子早逝，封次子为太子而又卒。按规定，三子朱载垕当册立为太子，但世宗帝以为此前两次册封太子，都先后死去，以为不祥便决定稍等时日再议。后来又相信方士二王不相见的没有任何根据的胡言乱语，一直到其病逝，也没有册立太子。神宗皇帝朱翊钧为册立太子，因��贵妃专宠欲封己子之故，在朝廷引起了长时间的争斗。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封朱常洛为皇太子，但争斗不止，妖书案、梃击案，接连发生。尽管朱常洛如期即皇帝位，但又有“红丸”案，仅即位一月而逝世。因此，既无时间封长子为皇太子，又无时间封诸皇子为王。待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之后，完成其父未竟之事，或追加已故诸弟封谥，或册封未故诸弟为王。
……

引 言
**章 兄终弟及：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
一 庶出：尴尬的童年
二 多思：信王生涯
三 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
第二章 理想：构筑难圆的中兴之梦
一 智除魏忠贤
二 不凡的构想
三 励精图治
四 内阁的再建
第三章 实践：踯躅在矛盾与孤独中
一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
二 唯才是举，朝署中半染赭衣
三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
四 严禁贪污，贪污之风难遏
五 整饬兵备，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第四章 后金（清）军南下：皇太极的进击与朱由检的自救
一 辽东防线的再建
二 皇太极进逼京师与袁崇焕冤死
三 明朝政局的破败与皇太极屡次入侵
四 明清议和与陈新甲丧命
第五章 农民军北上：李自成入京与朱由检自缢
一 剿与抚的左右摇摆
二 农民军的发展与明朝廷的烦恼
三 杨嗣昌的启用与赌局
四 魂归煤山
第六章 家庭与信仰
一 家庭：孤独中的温馨港湾
二 信仰：菩萨与天主
第七章 一个逝去的影子：后崇桢时代
一 崇祯形象与农民起义军
二 吴三桂乞师与清兵入关
三 南明小朝廷与抗清
四 淡疏的影子与继续的历史

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发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内阁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