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俩，一个在莫名的大火中丧生，另一个活下来的，因承担着死去之人的记忆而无限困惑，以至无法分辨自己是生存或是死亡。
这个发生在某艺术学院的一个敏感少年与多个女子的灵与肉的故事，通过作者动人的表达，神秘地拨动了我们内心隐秘而微妙的心弦。我们无疑可以将这部小说看做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她深刻反映了现代青年所面临的精神虚无，并艰涩地进行着对人生与生命**意义的叩问。她是“通灵”的，而当今生活的一次迷人的比喻，因为在巨大的真实与虚无之间，她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

1
1999年秋天，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行李箱里带着简单的衣物和几本书籍。家乡的九月已是秋高气爽，微入寒凉了。北京依旧很热。下火车后我从一群给旅店拉客的妇女的包围中挣扎出来，坐在车站对面的花坛边上脱掉外套，又脱掉贴身的坎肩，只穿着衬衣。还是热。火车站穿梭的人流也使我压抑。走出车站之前不停有出租车司机询问我去哪里，我说了文学院的位置，一个戴太阳帽的胖司机告诉我一百块，我问能不能便宜，旁边有人喊五十块我拉你去。我没坐。走到大街上伸手打车，开到文学院门口二十几块钱。
一路上我都在看高大的建筑，密集的人群和人们的穿着。内心有着无可名状的喜悦。一念之间，突然的欣喜。我穿着一条深灰色的西裤，尺寸稍大，显得松松垮垮的，膝盖处还有些磨损，略微发白。上身是件浅蓝色的衬衣，脱掉的坎肩是绸缎的，类似套头马甲似的，特别土气，一点也不时髦。皮鞋亦由于坐了近三十小时的火车沾了厚厚一层灰。虽然我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文学院，出现在同学面前，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在穿着上的不入时。后来安诺告诉我，她说你的穿着很不协调，很难看。碰到民工她就指给我看，说我属于那一个行列。随后���些衣服很快被淘汰了，再以后被安诺丢掉了，那个黑色行李箱她也丢掉了。是我们分手第二天的事。我在分手当天就走了。
文学院隐匿在朝阳区一条狭窄的街道中，街道被一条河隔开，河水受了工业文明的恩泽，同大多流过北京的小河一样肮脏，散着难闻的臭气。上面的石头桥有五米左右长，食堂老李师傅常常站在桥上沉思。路过小桥时候，看到他站在塌陷了约有四分之一的围栏前，喊他，李师傅，思考文章呐？他会说：没，没有，休闲休闲。有时他闷头回应你一声：看看风景。由那难堪的小河向远望去，还是小河。视线之内能看到的是——远处左岸有棵高大柳树，柳树下面是一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式公共厕所。
这座小桥上面一直有些商贩，卖小工艺品的，卖减价T恤和盗版光碟的。抱孩子的女人向每一个路过的男人询问：大哥，看不看VCD？治安员来的时候这些商贩一哄而散，然而再路过石头桥，他们必定是返还原处了的，谁也赶不走他们。
文学院是一幢五层高的白色楼房，迎人的一面覆满了鲜红的爬墙藤。门前的大理石柱子上刻着某位文学巨匠的头像。大门是铁制的，显得很严肃，高，跳不过去。十一点半锁门，回来晚就得找老石开门，就是这个五十多岁模样，头发白了一半，单眼皮，鹰钩鼻子的门卫。门卫房里靠窗的破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崭新的电脑，如果那桌子上面放些蔬菜、旧画报或者一件过时的外套看起来也许会顺眼一点儿，这台电脑放在那儿是太不顺眼了。但老石是作家协会会员，是名副其实的作家，电脑是用来创作的。老石的妻子是勤杂员，至于她是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就不清楚了。她养了群鸽子，它们是这里*受欢迎的朋友，逢了好天气，鸽子们在院内水泥地上转悠，人过来也不躲闪，吓唬它们也不害怕，反而瞪起一对圆溜溜的小眼睛看你。这里的多少事情，都被它们记下了。
一次我抓了只鸽子带回宿舍，安诺跑到食堂向老李师傅要了豆子和小米，它一直不吃，*后从窗户放掉了，没想它像石头一样从三楼一头栽到梧桐树上，又狠狠摔在地下，折了翅膀。事后我还特意问杨戈鸽子会不会飞。杨戈肯定鸽子是会飞的。他是对的，以后常有鸽子飞到我们的窗台上。那一排梧桐树也是会记事的，它们像某种神秘字符记录下的某个民族的神秘史。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因了一个动作、一张老照片，一个逝去的年代、一句话语而唏嘘不已的原因所在罢。
女生宿舍在四楼，是男人们扎堆儿吹牛的地方，那层楼满满萦绕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塞林格、叶赛宁、达利这样的名字和浓重的香水味道。张佐曾坐在曼束的房间里说：“对于艺术家，他们的问题不应该是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肯定，那样的话，他们就真正死去了。”
我没去过曼束的房间。是杨戈说他们去了曼束的房间。他对我说了张佐的话，我即时还表示了赞同。
杨戈告诉我那天他对张佐说：“我们大家都已经肯定了你。”
冯场的口琴声常在深夜以三楼和四楼间的楼梯为**四溢开来。这是夜深人不静的地方。在五楼教室写作的南生这会儿必定穿着大睡袍百米冲刺地跑下来劝告冯场不要再吹口琴，南生甩着塑料拖鞋急切地奔跑，身后回荡着****的噼啪声。冯场不是没听见，而是不觉得。冯场的口琴吹了多久，南生便孜孜不倦地劝告了他多久。
食堂是平房，只有一个大厅和一个单间，大厅摆放了十几张圆桌，单间摆放了一张圆桌。圆桌都是一样的。老李师傅每天都梳着整齐的后背头，背着手在宿舍楼瞎逛，笑容可掬地随便走进哪个宿舍谈论一阵子卡夫卡，临走时用十足的北京味说：有事你言语一声。然而吃饭的时候，他决不会在你的饭盒里多加半点饭菜。
食堂旁边红色的人工凉亭，傍晚时分，有些男女同学坐在里面，不是这几个人，便是那几个人。安诺曾坐在石头凳子上问我：泽婴，泽婴，我是个幸福的人吗？

安诺说，在我们初识之时，你只有十七岁。穿着肥大的西裤和一件蓝衬衣，里面还穿着白棉布背心，隔着衬衣也能看出来，你的穿着非常土气，不好看。那时我们还都用着不能发中文短信的手机。后来，你总算表现出了穿衣上的那么一点眼光，服装逐渐得体起来。对于穿着的改变，你还是愿意的，大多事情你并不固执己见，但你固执己见的事便似乎业已成形，本该如此，无法变通。这不好，你的敏感。虽然我何尝不是一个敏感的人。
关于我们在一起的那回事，我想说的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都是不愿说出的。你知道。
从我们相遇到现在，四年过去了。一切不再重要，至少没有当时那么重要，穿着会改变，面容会改变，我现在用着能发中文短信的手机，想必你也是吧，手机也在改变。时间流逝，这是说明。
这是封电子邮件，亦是她给我**的也是*后的信笺。彼时我们分开已近四年，一年前因为小雅在北京结婚打过一次照面。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我看到她，穿着深色的休闲装，好似刚旅行回来。我当时在出版公司做短期工作，西装革履。她活泼地朝我走过来笑着问我怎么没带女朋友来，我说她不大习惯人多的地方。她说你现在习惯人多的地方了，还衣冠楚楚的。我便解释在公司做些策划工作，*近需要上班等等。总之，那些解释是俗不可耐的，市侩的。随后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小雅就叫她过去帮忙，她立刻赶了过去，回头招手跟我说以后聊，她始终面带笑容，自然得体。当天公司临时有事打电话给我，我便在中途离开，没有再见。
她在爬满红色爬墙虎的长廊里坐着。在红色凉亭的阴沉中，显得孤单落寞。他走到她身边说，你还在这里。她看了看他，告诉他，她也是刚刚来。她说，后半夜坐在这里的确是晚了一点，但空气里有花草气息，问他是否也有闻到。
2
在南山，我常常以为自己身在东山上。因为我从未在东山的悬崖边儿站过，否则凭借这一点我能轻易辨认出它。再就是我走进南山的小屋前，瞥见秋天的山景，草和树木什么的，与东山相似极了。我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我又爬到东山上了”，便走进了南山的小屋。
小屋里真黑，不曾有过光亮似的黑漆漆。
我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就闭着眼睛想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偶尔我也会失眠。多么奇妙的思考成为习惯以后总会有点无聊。失眠时，我用双腿轮番地踢屋顶，发出钝重的咣咣声。这声响要花掉好几天时间自南山绕上一圈，才返回到我耳朵里。“像和尚在山麓间敲大木鱼”，进山的打柴人和羊倌小子常常如此说。
这声音集中起来了。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我的梦。像一把接着一把飞落的小锤子，风一般穿过屋后的桦木林。因为我已经忘记它了。我睡着了。北风吹来一些雪，将屋顶上的积雪吹走更多，同时吹来了成群的羊尿味儿。这种该死的声音与气味的交织通常要持续半月以上。期间我就变成一块石头，躲入了自己硬实的内部。
一路上都在下雨，车厢里有人抽烟，空气浑浊沉闷。缺少氧气。我请求旁边靠窗的中年男人把车窗稍微打开一点，他盯着我反问，什么？我低下头不再出声。以后的九十分钟里他一直靠在椅背上睡觉，并响亮地打鼾。
我的旅行多是被动的。不喜欢乘车的感觉。一直记得小时候在长途汽车上拼命呕吐的情形。更小的时候，竟是特别爱闻汽油的味道，整天追在汽车后面闻。
刚刚眩晕着从面包车上下来，南生已经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他没有带伞，他说他以为是阵雨。说话时候他把衬衫脱下来拧水，然后又重新穿上。我告诉他阵雨之前会有电闪雷鸣。他说不完全是，阵雨时常也没有征兆。他再次把那件白丝绸衬衣脱下来拧水，但没有穿在身上，而是双手撑在头顶，随即迈开了步子。我跟着南生的脚步在大雨之中往他家走，他撑在头顶的衬衣使雨水更集中地浇在头发上，像打开的水龙头。南生还以为自己头上顶了块塑料布。也可能在大雨之中他不觉得了。
小巷两旁人家紧闭着木门。雨声嘈杂。南生和我一前一后行走着。在雨声嘈杂所构成的悠远沉静之中。售票厅内，电子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重复显示着车次和时间。人群密集。安诺打来电话说，下雨了，你别走了。看着混有雨水的炊烟来不及升入天空便散去。多年以前，这里曾是一条怎样的江湖路。剑客出没，蓑笠疾行，到达前方客栈，遇见几个男子，多少沾染些恩怨，势必要刀剑出鞘的。南生在前面头也不回地大声问我在汽车上看到道路两边的水稻没有。巷子旁零疏的杂草里有蛤蟆突然跳出来叫。我说，南生，我不知道你在喊什么。我转身走出售票厅，放弃了退票的打算，冒着雨水走向了熙攘的候车室。南生没能在大雨中听清我说的话。检票时看见手掌里攥得温热的车票上突兀地印着：在三日内到有效。
这些被雨水洗刷干净的青石路板，好像几百年不惹尘埃地在时间经纬中站立，安之若素。它们仿佛是一位才华**的隐居老人，孤独而不被理解。在某个村庄里，纵使你们全都离开了，他依然在那里。自言自语，无喜无悲。他始终站立在孤独中，犹如站立于荒弃的麦田。
几天以后的傍晚，我们在镇子一头的小摊儿上买了些风味小吃，站在桥头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说要陪我散步，可我只想呆在那儿不动。桥下河水很浅，有微小的晚风。我们并肩走到小桥上看镇子的景象。这里白天是安静的，因为热，少有人出来行走。此时便充满了生活气息，人们悠然散步、买些小吃，或者不买，单单询问了价格。南生仍旧穿着那件白丝衬衫，在这个叫东城的小镇的木头桥上，他对我说先回去准备晚饭，问我是否能自己回去。我说是的，但可能晚一点，我想多呆会儿，找不到家门就给你打电话。
南生接过我手里装有小吃的塑料袋子，转身说，晚上见。
南生这个平淡的告别我记住了。但为什么记得，我忘记了。
在数度告别之中，它莫名其妙地被记住了。我曾努力回想南生当时的语调，想不起了。他利落的短发和干净的眼睛，他穿着丝制白衬衣，转身，手中提着装食品的塑料袋逐渐走远。
在南生死去以后，这个平淡的告别就是他留给我的东西了。慢慢成为他留给我的**的东西。关于他所有的事在我看来都是这一个事了。我莫名其妙地记住的这个事。
那些巷道里的萤火虫，它们藏在角落的花草间，匍匐于青石路板的隙缝中，仿佛长久屏着呼吸。它们是一种被忽视的隐痛，日积月累，滴水穿石。讲也讲不尽，说也说不完。那些爱情亦是如此。那些隐藏于此的爱情、寂寞，却生生不息。在行人稀疏的巷道上，在细雨朦胧中，在小镇四周的稻田里，谁会突然出现，谁又突然消失，再无法联系。谁让谁在漫长一生里，忽然念及，流下眼泪。
我回去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几乎所有巷子看起来都是一样，所有人家的门也很相似。风雨多年冲刷的木门，裸着身子的。这裸露也是藏了心事的，委婉的，不可言传般的。尤其是夜里，虽然巷子口有昏暗的路灯，但找一户不熟悉的人家对我这个没有方向感的人来说仍很艰苦。经过反复几次寻找，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南生，对他说，南生，我迷路了。他问我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在哪儿还打电话给你做什么，我自己就走回去了。接着他又试图告诉我怎么走，罗罗嗦嗦地说了两分钟左右。我打断了他，告诉他我找不到，就在这里等他来接我。他又问我等他的地方有什么标志。
我挂断了电话。
大概十分钟后他出现在我面前，面无表情，接着说了很多诸如特别简单就能找到他家这样我听也不听的废话。我当时在想怎样建造一个村庄，有像这里的低矮建筑，有相互熟识的几户人家，不远处是古老的森林，森林里的兔子、獾、鹿等动物会常常跑到镇子上，一点都不怕人。有此间一对少年，他站在她家门口叫她的名字，她就顺着篱笆跑到他面前。
在等他的十分钟里，我在巷子边儿的几丛杂草四周走过，没有发现那天大雨中的那只蛤蟆，其他蛤蟆也一只都没有。
3.
南生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还在文学院读书。几个同学，包括我和安诺送了他礼物，他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哭，那场生日宴会他一直哭哭啼啼的，我离开时他的样子滑稽得很，近视眼镜横在了酒后涨红的脸上，头发沾着蛋糕的奶油。当天他还伤了风，半夜发烧，被送进了医院。
那天我没带宿舍钥匙，去南生宿舍等杨戈回来。之前我去了**井书店，站在书架前陆续翻阅一些书。安妮·麦可尔斯的《漂泊手记》是那次看到的，当时没有买，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懊悔，觉得要阅读它，如此迫切。
等我进了南生宿舍后，准确说是见到了这个叫石莲的女人之后，买书的事便被忽略了。直到几年过去了，近乎遗忘了，在记忆里被封尘了，却偶然有机会在一个并不熟识的朋友的书架上看到这本书，仿佛邂逅了一个在青春岁月里偶然丢失的人。猛地回想起自己站在寂静的图书大厅，安静地翻阅它，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想要买下它。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雅各，我听到你对我的妻子说，会有一个时刻，爱将使我们**次信任死亡。你认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夭亡，即使只是想象中的死亡，你也将永远背在背上，就像在背着一个熟睡的婴儿。所有的悲哀，任何人的悲哀，你说都是一个熟睡的婴儿的重量。”
……

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怀抱着诗歌理想四处乱窜地跑了一些城市，并将生活记录在一张张零散的稿纸上。而现在当我试图拾掇整理它们时，才恍然发现，彼时的一切都已离我而去了，时间赋予了我们同一事物的另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