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历史特性问题:
我们需要很多的历史才能创作出一点文献。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霍桑》(Hawthorne,1879)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论点不是反对一般性的力量或价值。虽然一般性理论建构永远不可能足够,但是一般性陈述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本书也不是要低估经验性工作的价值。本书真正关注的是,经验主义和演绎的一般性都有它们的缺点,而且还具有一些共同的错误假设。因而,试图走中间路线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具有两者各自的局限。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更为深刻的观点,不仅要认识到一般怀理论的重要作用,也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需要某些类型的中层理论——借用罗伯特·默顿(1968)的术语——来架通一般性理论与经验工作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大体都是这种类型。然而,问题是,相对来说方法论支柱和元理论论证都没有被开发出来。
特质和同质:
19世纪末,人们试图通过划分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一组科学被认为是研究普遍性或一般性问题,其他的科学则被认为是研究个体或特殊问题。因此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wilhelm windelband and Heinrich Rickert)在特殊论科学(idiographic sciences)与普遍论科学(nomothetic sciences)之间做了区分。普遍论科学被认为是探究统一性规律的科学。相比较而言,特殊论科学则试图获得关于具体细节的知识。 按照李凯尔特(1899)的理论,自然科学是普遍论科学。但是他把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也归为普遍论科学。其他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则被认为是特殊论科学,用经验的、描述的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个别现象。据称这一科学的两分法导致了迥异的认识论。
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批评了将科学划分为2特殊论科学与普遍论科学的方法,他认为任何科学都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的优点(Holborln,1950)。狄尔泰论证道,文化和社会科学并不局限于个体,它们的主要问题应该归结为个体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对于狄尔泰来说,真正地区分科学是将其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并且他在两者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论证说,后者不仅仅考查因果解释,而且探究对主题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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