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开始于1919年7月14日这**，法国在一战后**欢度国庆，街头巷尾充满了欢乐的人群。之后断断续续记载了此后的十年，正是法国社会充满疯狂激情的年代，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为它画上了句号。
书中的“我”出身于巴黎上层社会，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生活**，出手大方。除追逐女孩子外，“我”热衷于各种文化沙龙，对当时的众多文化名人都十分熟悉。“我”厌倦人云亦云的文学评论，十分欣赏才露头角的普鲁斯特，对立体派、爵士乐、黑人杂志和电影等新事物充满热情。“我”喜欢阅读《新法兰西杂志》，并在日记中常常抄下一些精彩片断。
但“我”又是一个慵懒而涣散的人，在写过1920年12月23日的日记后便停歇，直到1928年6月28日才重新提笔，把过去八年的琐碎回忆以他人日记的形式散乱地拼凑在一起。
作者借助日记体裁，介绍了当时重要的艺术集会，书籍、演出、音乐会、展览等，讲述了“一战”后法国传统艺术和审美所受到的冲击。作者在书中也讲到了“一战”之后法国社会观念的巨变，对人们贪图享乐的风气和布尔乔亚热衷超现实主义思想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利用这种日记随感的形式，作者对他当年的一部分真假友人们进行了刻薄的攻

1919年7月14日
人们都不知道各自的年龄了。要不然大家就都是20岁。天气非常炎热，尤其是士兵的队伍走完之后感觉热得特别难受。人们的呼喊和欢叫声像是一层蒸气罩在陶醉的人群上空，随着游行队伍移动。
我费了很大劲儿才从树上下来。昨天我让仆人在树下放了一把梯子，为的是让我的表姐妹们还有她们的家庭教师，今天能跟我一起观看游行。可怜的仆人在这儿守了一夜，所以我们可以早晨五点才从容地过来。
这时所有的孩子都从树上下来了，母亲们松了一口气，急急忙忙收梯子。只是人太多，很难挪动。
我四下看看，表姐妹们一个也不在。她们肯定是散失在这人山人海中了。这些喧闹、兴奋而激动的人们，这些涨红着脸的、被汗水打湿的人们，都不想回家，但并不前行，只是在挤着，呼叫着，擦着汗，挥舞着旗子，热烈地拥抱着。（我的表姐妹们肯定也想趁机摆脱家庭教师的管束。可以理解，这样的庆典游行恐怕一生也只能碰上一次。）
我用了两个小时才从军队大街走回费桑德里路。我似乎感觉从今往后巴黎的街头会永远如此喧闹，永远充满了这样欢乐、友好和热情的人群。
我觉得疲惫不堪。
今后不可能再有如此的景象了，因为战争已经永远结束。
1919年7月15日
昨天晚上表姐妹们都回来得很晚，而且不是一起回来的。家庭教师*后一个到家，理由是她一直在找她们。谁也不能相信，但是不要再说了。反正庆典已经结束，是离开巴黎的时候了。安妮一玛丽，妮科尔和莫妮克回她们在波城的家，我打算去多维尔。
阿贝尔·费弗尔的一幅漫画上写着：
年轻军官：“一切都要感谢福煦元帅！”
老妇人：“是啊，我真想请他到家里来午餐。”
这些话很可笑，但巴黎***的贵妇们十有八九都是这么想的。
商店给母亲送来了她订购的一个圆软凳，放在梳妆台前用的。软凳是橘黄色的，还配着两个靠垫。靠垫底色是黑的，镶嵌着钩的花篮和金色的小珠子。这些东西崭新的，很漂亮，与水盆式的现代顶灯很相配，比过去那个路易十四时代的吊灯好多了。
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房间收拾一下。如果股市行情持续上扬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房间翻新一下了。现在市面上的好东西有的是。埃尔曼·保罗的儿子弗朗西斯·保罗，给我看过一些家具图，线条很硬，但挺漂亮。做这些家具用的都是几种新木材。我只是不太喜欢它们这种庞大的感觉，怕做好了就像慕尼黑家具似的。
人的举动有时就是荒唐。我又找到了叫做“妮奈特”和“兰丁丁”的两个小吉祥物，打仗的时候人人都带在身上；我本来想扔掉，结果还是留下来了，就在镜子的上边挂着。
1919年7月16日
整个夏天都穿着休闲的衣服真叫人高兴。西装衬衣的硬领子令人难受。要是能够从此改变人们的着装习惯多好！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一切都在变化着。现在沙龙里的人已经不戴手套了，手套和大衣一样放在存衣室。人们居然也开始不太戴硬顶细沿圆礼帽了，甚至敢在街上戴着软呢帽。光亮绸礼帽恐怕只有在参加婚礼这种场合才可能见到。现在人们去戏院时戴一种高顶大礼帽（配着燕尾服或无尾常礼服穿）。
我的表姐妹们在回外省之前从头到脚置办了不少新衣服，弄得她们全然一副暴发户的样子。今天晚上她们整整给我展示了两个小时：丝绸布料，纱，带有三条浅色宽丝带的披风，蝉翼纱短袖，可怕的帽子（似乎把眼睛也罩住），粗羊毛衣服等等；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她们还给我念了一段时装杂志上对一件晚礼服的（莫妮克已经定做的）描述：“黑色的亮绸，裙摆像军裤似的收紧；裙子上有一行黑亮的大宝石坠子垂下来；低领上衣的边沿以及肩上也镶了乌亮的大宝石；衣袖几乎是不存在的。腰带是孔雀蓝绒的，插着几支同样色调的羽毛。”
这件晚礼服价值1500法郎。
1919年7月17日
我出发去多维尔。我要在那儿过暑假。
没有必要带着这个日记本了，我恐怕不会有工夫写日记的。
波蒂尼埃酒店的房间，诺曼底酒店的午餐，海边木桥的散步，网球，还有路易斯·德斯帕，这够我忙的了。
1919年7月24日
多维尔让人不得安宁。尽管巴黎的天气炎热，街头冷冷清清，我昨天晚上还是回到了巴黎。多维尔到处都是张扬炫耀的人，连草坪都给人感觉像是商品展示。
蒙卡布里尔伯爵夫人戴着一顶印度支那帽子，埃克吕斯伯爵夫人撑着一把小伞，屈尔宗夫人头上有一只獾，对我视而不见；还有很多干酪的罩子。女人们都疯了。
在波蒂尼埃酒店，人们一直在谈论于泽斯公爵夫人*近获得荣誉勋章的事情，还有罗昂公爵夫人也获得了**感谢奖章。我想战争的话题大概人们已经谈够了。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就忘记它吧。也许我要是参加过作战就不会这么想了，可惜我适龄时已签署了停战协定。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遗憾。有时候我真是很讨厌自己（还好，不是经常）。路易斯给我读了一首吉尔贝·德·瓦辛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我年轻的金发朋友海伦娜
有一只可爱而诚实的羊
它的毛卷曲着，一定经过了理发师的修理
有这样一只宠物羊多么幸福！
……
路易斯非常喜欢这首诗。女孩子真是傻。
沙滩上*悦目的要算加比·德利斯；她今年夏天下海的打扮很惹眼：镶嵌着黑色松紧带的粉红色紧身泳衣，带有黑色鞋跟的粉红色皮鞋，头上则是有粉红羽毛点缀的黑色头围。不过海浪一来她就尖叫着跑开了；她伸手拉住她的舞伴哈利·皮尔塞，回到了海滩上；我让人给我和她拍了一张照片。回头我可以在政治学院亮一亮。
我和维奥莱特·德斯帕跳了舞。这是个纯真可爱的女孩；她的慢步华尔兹跳得好极了。可是跳一步舞她就有点跟不上，快狐步根本就不行了。她还得习惯习惯。探戈很不错，我们一晚上跳了好几次。
1919年7月25日
回到巴黎后，我住进了酒店。我真不愿意在家里住。
我刚把这几页日记重读了一遍。嗨，我怎么如此无聊！其实我并不比别人傻，修养也不差，水平也不低；但就是没有一点正经。我的世界里飘着香槟酒的气息。我去了趟银行。这一个月花了三个月的钱。这都是因为庆祝胜利的缘故。再说这也没什么，股票还有升值呢。
1919年7月27日
路易斯和维奥莱特姐妹俩都很漂亮。问题是我很想娶维奥莱特做妻子，但又想和路易斯上床。这真是道德上很难解决的问题。
1919年7月30日
这季节居然在巴黎遇到了布瓦若尔夫人，我很吃惊。原来她坐了当天往返的火车，是专门来买晚礼服的。“得让上过前线的人忘记他们吃过的苦，”她大声说，口气就像打仗时后方的人常说“日子还得好好过”一样。我认识的所有女人当时都这么说。她们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实在找不到别的理由解释她们的梳妆打扮，现在又开始找新的理由来解释她们在和平时期的衣着花销了。难道不应该让打仗回来的丈夫们高兴高兴吗？难道寡妇们不应该开始寻找新的幸福，也让失去父亲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吗？当然，当然，夫人们，你们说得对。当今很多贵妇人的榜样，**的曼珊夫人有这样一句话非常流行：“做个轻浮、轻巧而可爱的女人吧，这就是一种仁慈。”好极了！我一点也不反对，这真有趣。
1919年7月27日
我回了一趟费桑德里路的家。在家里看到了两期还没打开的《新法兰西杂志》。这是战后重新发行后的头两期。我很欣赏雅克·里维埃，他的确很超脱，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战争来了，战争走了。战争扰乱了一切，尤其是我们的思想……战争当然有它促进新事物产生的功效，但是不能忘记它带来的巨大灾难。其中*可怕的一个也许就是它侵占了人的思想；它叫人们不会正常思维。”
这一期真是精彩，目录中全是当今*厉害的作家：安德烈·纪德，L.-P.法尔格，保罗·克洛岱尔，保罗·瓦雷里，马塞尔·普鲁斯特！（老实说，我不是很想读杜阿梅尔和热翁的文章。）
纪德写到了德国人的两大长处，法国人应该借鉴用来处理和平时期的事务——非常棘手的事务（菲利浦·贝特洛就曾经对普恩加莱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总统先生，听说可能要停战了，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一个人要想与众不同，想超凡脱俗，这是极其难的事情。他通常什么都不反对，他没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或者说他的特殊取决于常规；因此他就遵守规则，遵照常理，认同权威；他觉得没有必要逆理而行。他认为常规是**的，而如果常规不存在的话，他就失去了坐标。
他们从不分神。我常常记起这句话。我想这是对德国人*公正的评价。那我们法国人为什么总是会由于过度细腻、敏感，过度好奇、过度慷慨而分神，从而忘记自身的利益！
L.-P.法尔格的一首诗，其中有：
就在你休憩的地方，就在你灯下沉思的地方，就在你俯首冥想的地方，发生了多少事……怪兽在海底咆哮——在这些街巷，在这些路口，你和伙伴们手挽手，你们的喊声穿破夜空，你们在重建这个世界——……
还有克洛岱尔的诗句：
当人类逐渐从浑沌中苏醒，
我将再次去看望日暮时的海边，
海水被无数的灯火围绕，
夜风吹拂美洲的山脉，像掠过仙女的羽冠。
大洋涌到岸上，撞击岩石峭壁，
急雨倾盆，灯火时隐时现。
在巴黎什么刊物上还能读到如此精彩的文字？
但并不止这些。我还看到了瓦雷里的漂亮句子：
一个民族终于倒下了
胜利！无法抗拒的！
倒在他制造的弹药中，
倒在他燃烧的硝烟里！
在这期内容丰富的《新法兰西杂志》中，还有“分离与遗忘造成的一丝伤感”，我摘出了下面的一段，想高声地朗读一下，尤其是让那些说普鲁斯特晦涩、繁复、枯燥的人好好听听。
普鲁斯特这样描写斯万夫人（原来的奥岱特·德·克雷西）：
她这样的风流女人，活着是为了情人们，也就是说在她自己家里，其实可以说她是为自己活着。一些正经女人身上的东西，她自己可能认为不是太重要，对于风流女人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她**中的**重要的时刻并不是为社交活动梳妆打扮的时候，而是为一个男人更衣卸妆的时刻。她要在穿着睡衣睡袍时和着晚礼服时一样美丽动人。有些女人喜欢展示她们的珠宝，而她呢，更愿意把珍珠留给情人看……
普鲁斯特非常了解女人，描述的时候从不马虎。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的普氏风格，也就是说读者必须完全集中精力去读，否则根本看不进去，问题其实不在于作者的写法或想法复杂，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只用眼睛来读情节，而需要用精神和思想去体验文字的内涵。
难道这就成了让人烦恼的问题？那些自称聪明智慧的人难道就不能静下来耐心地读书吗？我希望10年后读我这本日记的人说，下面的文字非常清楚明了：
斯万夫人不出门的时候，常常穿着绣花的绉丝睡袍，白得像初雪；或是穿着满是管状褶裥的细绸长裙，就像全身缀满了粉色或白色花瓣。这样的装束也许今天人们会觉得不适合冬季，可他们都错了。因为这种轻巧的质地和温柔的色泽使得女人显得如此娇媚。当时那些四门紧闭的豪华大厅非常温暖，那个时代的小说家说即使大门都“戴上了海绵的罩子”，正像她们身旁的玫瑰一样，在冬天和春天同样绽放。在这样密封的房间里听不到各种声响，于是贵妇人不知道您的到来，仍继续专心读书。当您悄悄出现在她的眼前，那浪漫的滋味，神秘的感觉，我们今天似乎还可以从这裙褶中体会得出。这些当时已经过时的裙子，恐怕只有斯万夫人还穿着，使我们感觉到这个女人就应该是个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只在亨利·格雷维尔的小说里才看到过这样的衣着。
1919年8月2日
在巴黎我一个人都没有，我是说，莉莉、劳拉、路易斯、西蒙娜都不在。我像个外国人一样到马尔蒂尔街去了。那里的感觉还像是战前，甚至是更早时期。在那家*好的酒吧，电梯就像地洞，房间的布置具有世界各地的风格；人们言语粗俗，让·洛兰的词汇在这里恐怕要算文雅的了。我结识的那个年轻女人（这种“结识一认识”就像人们开玩笑时讲的：问某某老风流女人，“你认识圣提那的大使吗？”她不在意地回答：“认识，有一次在小汽车上认识的。”）说起来很好笑：她确实比我平时的女性朋友们低俗一些，但让人很过瘾。带她去罗宾逊旅馆肯定有趣，不过要是我跟她说了，她肯定觉得掉价，说不如去阿斯托里亚酒店跳舞。
1919年8月4日
战争纪念日。天哪！快点把它忘记吧。
费尔南·凡德莱姆写过一篇文章，怒斥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战败时仓皇逃跑，而不顾**的命运（威廉二世也并没有管他病弱的母亲）。有什么必要呢？现在反正已经和平了，为什么还要惦记着战争呢？其实，这些德国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他们也同样吃了战争的苦。让我们握握手，忘记过去吧。
1919年8月6日
我喜欢夏天的巴黎。这份暑气和寂静让城市完全变了样：就好像巴黎回到了过去，好像可以听见香榭丽合大街上马匹奔跑的马蹄声。
快走到歌剧院的时候，突然出现很多人，我似乎觉得从未在巴黎的大街上见过这样的人群：他们肤色各异，衣装色彩斑斓，讲着不同的语言。在巴黎歌剧院的门前听不到人说法语，这真是有趣的现象。外出度假的巴黎人根本想不出他们的城市已经属于别人了，如此疯狂地全然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巴黎嬉笑着，欢叫着，拥抱着，沉醉着；她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在协和广场小憩的时候，蒙马特高地又欢腾起来。
这些外国人无论是战时的盟友、中立者还是单纯喜欢热闹的人，他们眼中的法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永远年轻的女人，但不只漂亮，还有传统，有思想，有特殊之处；她是****的，又带有一些浪荡的女人；人们对待她像对待心爱的人一样，注视她，爱抚她，冲她微笑，送给她礼物。的确，人们要为她花钱。可小气鬼们实在没有办法，漂亮女人就是需要很多钱，而且要得越多人们就越喜欢。
总之巴黎是世界上*难令人失望的城市。
1919年8月7日
既然我现在孤身一人，也无事可做，我不如稍微勤快一些，至少认真地记这个日记。
自停战以来，巴黎出了几个新作。人们都在谈论“现代艺术”，上年纪的人不屑一顾地谈，年轻人充满激情地谈；我们有些人很喜欢，以致把自己都当成艺术家了。

译者说明
序言
巴黎日记（1919.7.14-1929.10.30）

我现在记下巴黎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就有人对我的日记感兴趣，想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逸闻趣事。
我真想整天只吃精面包，涂一点蒜泥和干酪，然后爬到樱桃树上摘樱桃吃。
我真想光着身子在草地上打滚，赤脚走路。**让我烦恼，无比烦恼。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被引入歧途的。我们被告知世界上只有诗歌和造反，只有兰波、天使和魔鬼。我们被告知在洗手间里挂个十字架（超现实主义者即如此），让我们吸食鸦片（科克托……即如此），让我们喝酒，写无主题的文章，随便和人做爱，并在这其中寻找崇高；*不幸的是那些意识到自己上当无力自拔的人；总之，战后年轻人的病症非常严重。
昨天，华尔街股市暴跌，狂跌。所有股票的价格每小时都下降10，15，20点。我的舅舅理查德自杀了。我们昨晚收到了电报。母亲的心脏病急剧发作。
再见吧。我要对**、多余和肤浅的事物，也对自己说，再见了。
至于那些繁荣时代的各路英雄们，我大概要对他们说，永别了。
——莫里斯·萨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