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目的是收集和分析有关西藏**中显赫家族的资料，尤其注意他们从中国主权的确立到传统的西藏政体的消亡（1959年）期间在西藏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书肯定无意写成一部西藏历史，也无意写成人物传记词典。编纂一部人物传记词典的先决条件是编写一部关于**喇嘛的人物传略，这项工作只能留待其他学者完成了。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上层**，其次是这些家族的个别成员中的一些，而非他们所附属的**；我有意将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研究排除在外。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极其稀罕，而20世纪的资料又限于西方旅行家所写的游记，以及在印度或其他地方的西藏流亡者中间所作的实地调查。对过去进行推测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鉴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我对此感到没有把握。

**章 亚谿家族
册封给达赖喇嘛的父亲或兄弟以高的爵位和大庄园，并非西藏古老的传统。据我们所知，前六个达赖喇嘛在位期间均未发生过此类事情。显然是清廷开创了这个先例，他们在1729年封第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为“辅国公”。通常认为，“公”这个头衔作为常规也封给以后的各个亚谿。这个说法仅道出部分真相，因为该头衔并不总是世代相传的，而且有两个亚谿家族从未获得它，如第九世达赖喇嘛的家族什么头衔也未得到，而第十世达赖喇嘛家族则仅被赐以一等台吉这个较低的头衔。
撇开头衔问题不谈，七个家族（从第七世达赖喇嘛到第���三世达赖喇嘛）可归人本章。实际上它们仅仅是五个家族，因为第八世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合二为一（成为拉鲁家族），而第九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当时就消亡了。
朗顿（Glang-mdun）家族
这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其奠基者为达赖喇嘛的父亲工噶仁青（Kun-dgav-rin-chen）。他是达布的达拉冈布（Dvags-lha-sgam-po）山脚朗顿村的一个农民。1879年4月12日，皇帝封他为“公”，此外，皇帝又于1879年8月10日赐给他宝石顶戴和孔雀花翎。在其后的岁月中，他的名声并不十分显赫，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建议多为春都杰错所采纳。大约在1884年，发生了一件反对帕拉家族的事件。因为帕拉家族庇护达斯（Sarat ChandraDas），允许其搭车来拉萨。工噶仁青投票反对将帕拉家族地产全部剥夺的议案（这仅对僧侣有利），结果他获得成功，*后决定将惩罚限于把帕拉家族*大的庄园充公，然后再以高额租金租给帕拉。这于政府财政不无小补。他死于1887年，留下五个儿子。
五个儿子中，顿珠多吉（Don-grub-rdo-rje）是兄长。他于1888年被封为“公”，并得到宝石顶戴和孔雀花翎。除在1910年对日本僧人河口慧海采取了敌视立场外，他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未扮演醒目的角色。尽管如此，他的幕后影响却不可低估。拉萨的传统趋向，1903年整个噶厦的解散，就归功于他与乃穷护法神（gNas-chung-chos-skyong）。他首先安排了一次官员会议，指使一些官员批评噶伦，然后编造了一个故事，即由于噶伦的无能，达赖喇嘛准备隐退。哲蚌寺住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四名噶伦全部辞职。这件事似乎至少体现了一个传统：“公”并非有名无实（《黎吉生信函》）。1904年，他和达赖喇嘛一同逃离拉萨，1905年到库伦（ur-ga）。据说他在1909年死于柴达木（Tsaidam）（《索康旺秋格勒信函》）。
二弟罗桑扎西（Blo-bzang-bkra-shis）以僧官开始其官宦生涯，后离开寺院。赘婿珠巴（Bhrum-pa）家族（参见珠巴家族一节）。
三弟强巴南杰班丹（Byams-pa-roam-rgyal-dpal-ldan）**次露面是在1900年，是年12月10日（藏历）即公历1901年1月，他被任命为醒本堪布（gzims-dpon mkhan-po）。1909年后期，他迎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1912年初，至大吉岭觐见达赖喇嘛，后回拉萨。他好像不久以后便去世了（《索康旺秋格勒信函》）。
四弟即第十三世达赖喇嘛。
五弟江班旺秋（vJam-dpal-dbang-phyug），在1886年前的某个时候被认可为夏巴法王阿旺粗称（Shar-pa chos-rje Ngag-dbang-tshul-khrims）的化身，并入色拉寺麦扎仓（se-ra-smad grva-tshang）修习。他的名字再次出现于1892年和1893年。据说他死于1906年左右（《索康旺秋格勒信函》）。
顿珠多吉的儿子贡嘎旺秋（Kun-dgav-dbang-phyug，生于1906年），显然就是那个于1913年初在拉萨迎接达赖喇嘛流亡归来的亚谿朗顿。他于1923年再被提及；1924年被任命为司伦助理，1926年初擢升为司伦。他在政治上的影响一直微乎其微，而在其令人敬畏的叔父（译者按：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死后更趋减少。他赞助对其叔父传记的编写。当时他被描绘为一个非常傲慢而刻板的年轻官员。1939年4月，在原有官衔和薪水不变（《哲仁仁钦卓玛口述和信函》）的情况下，他停止履行其职责，退出政治活动的舞台。
1951年汉藏协定（译者按：此指《关于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签署后，贡嘎旺秋随遇而安，开始了新的生活。1956年，他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达赖喇嘛逃亡后，他保持甚至提高了地位：1959年当选为西藏地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次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进入西藏自治区选举委员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选为首届自治区人大代表。他还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之一，但在1968年9月成立的取代自治区政府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因此，不管他实际的政治影响如何，他似乎总是力图保留在、或是重进当时世俗的政府*高领导层。1968年后再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
彭康（Phun-khang）家族
全名彭措康赛（Phun-tshogs-khang-gsar）。彭康庄园位于雅隆（Yar-klungs）谷口的昌珠（Khra-vbrug）附近。这是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家族。
彭康家族的奠基者是贡孜才旺顿珠（dKon-rtse-tshe-dbang don-grub，生于1809年）。1841年10月10日，他得到“辅国公”的头衔，1848年夏得珊瑚顶戴和孔雀花翎”。1845年，西藏政府封给他一块亚谿庄园。他在官场中颇为活跃，至少在仪节方面是如此；但我们从未读到过有关他发挥政治影响的记载。他一直活到1860年，比他的儿子还死得晚些。
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在1847年被提及，当时此人偕父母去察日朝拜；1852年，或许还有1860年，他与父亲去进行同样的朝拜。
次子即第十一世达赖喇嘛。
幼子阿旺坚赞（Ngag-dbang-rgyal-mtshan）于1845年被**提及。1848年，他被认可为拉萨“四大林”之一的策觉林（Tshe-chog-gling）寺的新活佛。所以在1852年、1853年和1855年，他多次被提及。有时他也被简称为“小勋爵”（gcung-sku-zhabs）。在1852年以及1860年与其父一道时，他这样被称呼。其后，他的名字未再出现，**的例外是在1888年，甲丹彭康赛（rgyab-vded Phun-khang sras）领导察雅（Brag-g·yab）的1000人军队进军锡金边境。1860年、1862年、1871年、1874年、1879年、1888年、1898年、1901年和1902年，出现在正式场合的，仅是亚谿彭康巴（yab-gzhis Phun-khang-pa）。汉文献没有册封“公”的记载，但这个头衔在一个未曾标明的日期重被使用，因为彭康公在1877年、1878年和1882年又被提及。英国人于1904年发现的身为江孜宗本的“Tapshi公爵”（Tapshi是亚谿yapshi的误印）应当就是彭康公。
按照规矩，该家族下一代的家长持有台吉这一较低的头衔。彭康家族下一代家长叫彭康扎西多杰（Phun-khang bkra-shis-rdo-rje，生于1888年），早在1902年即步入仕途，1909年从拉萨去旭果（gShor-sgo）迎接达赖返藏。1901年负责大祈愿法会（smon-lam-chen-mo），时汉军于藏历新年初三（即公历2月12日）进入拉萨，他们在路上遇见彭康，并向他射击。他的仆人和坐骑当即毙命，他本人则被打了一顿，并囚禁于汉军营帐之中。这样，他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支持民族起义，1912年和1913年亚谿彭康出钱出人，就不足为怪了。1914年，他成为一名仁希（rim-bzhi）；1919年彭康台吉扎西多吉被任命为“公”，这是达赖喇嘛继承业已灭亡了的清王朝而自为名誉首脑的**的一次尝试。1924年，他成为后藏谷物税收官（vbru-bskyel do-dam-pa）；1926年成为外交局的世俗**，并被加封以扎萨克的头衔。尽管他视力极差且日见其坏（《哲仁仁钦卓玛口述和信函》），他仍在外交局任职至1938年，是年擢升为噶伦。1946年底，被解除噶伦一职（《黎吉生信函》），数月后他卷入前摄政达扎（sTag-brag）的阴谋活动（《哲仁仁钦卓玛口述和信函》）。他大约被囚禁了一个月，*后被罚款而出狱，并重获“公”的头衔。从此他隐居不出，数年前逝世（《黎吉生信函》）。
扎西多吉的长子衮波才仁（mGon-po-tshe-ing，生于1918年），1938年为噶准，1939年为江孜宗本，1940年与锡金大君（Mahara-ja）的长女结婚。当其父被捕时，他本人也被短期关押。他现在生活在噶伦堡（《黎吉生信函》）。
次子江班娘尼（vJam-dpal-mnyam-nyid，约生于1920年）得宠于摄政热振，1939年为噶仲，1943年为尼仓；约在1945年早逝（《黎吉生信函》）。
孩子。他显然是达赖喇嘛同母异父的兄弟。他或许与1848年、1850年和1852年出现的宇妥之子（g·Yu-thog sras）是同一个人。其后称谓改变，或许是因为他（或是另一个人）继承家族的庄园。在1860年和1868年，我们发现了一名亚谿宇妥巴（yab-gzhisg·Yu-thog-pa）。
该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僧官。所以，我们发现一名堪仲宇妥洛桑丹增（Blo-bzang-bstan-vdzin）。他在1848年是桑耶（bsam-yas）工程的副总管（总管是噶伦萨迥），1852年亦被提及。另一个是宇妥洛桑旺丹（g·Yu-thog Blo-bzang-dbang-ldan），“前达赖喇嘛的侄儿”，1854年被任命为官。他可能就是宇妥大喇嘛，1859年被任命为堪穷（mkhan．chung），1860年再被提及。
1860年出现的宇妥之子是个较为清楚的人物。他于1862年被任命为协邦，似乎与1867年的宇妥恰卓（g·Yu-thog phyag-mdzod）是同一个人。不管怎么说，他于藏历1873年10月7日升擢为噶伦。1877年噶伦宇妥是护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拉萨的官员之一。1878年他仍健在，但好像不久后就去世了（《索康旺秋格勒信函》）。确实，1881年达斯访问拉萨期间未提到过他。
他的儿子宇妥巴彭措班丹（g·Yu-thog-pa Phun-tshogs-dpal-ldan，生于1860年）担任过多种官职，1903年被任命为噶伦之前任孜恰。英国武装使团入侵西藏时，他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被派去劝阻英国军队深入，1904年7月20日前后，他与英军上校荣赫鹏（Younghusband）在浪卡子（sNang-dkar-rtse）进行了没有结果的会谈。两个月后，他是拉萨条约的主要谈判者之一。这样他就特别地被赋予履行拉萨条约的微妙的使命，因此，在英军撤退之后，西藏政府委任他为特派员去江孜开放商埠。结果他在汉人眼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pn grata）。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指控他（或许有理或许无理）腐败无能，贪婪暴虐，因此他于1907年1月被解职听候审判。1910年，他似乎与达赖喇嘛一同逃亡印度，不久即死在那儿（《索康旺秋格勒信函》）。
宇妥巴彭措班丹的兄弟是僧官拉恰宇妥堪穷江央丹增（g．Yu-thog mkhan-chung vJam-dbyangs-bstan-vdzin），1894年噶伦朵喀畦（mdo-mkhar-ba）请假时，他接受了噶察之职。1900年，他仍然是拉恰堪穷，负责大昭寺的工程。同年他被任命为基巧堪布。英国人人侵拉萨时，他和达赖喇嘛一同逃亡库伦。1906年他被解职，遣送回藏。他大约死于1912-1913年间（《索康旺秋格勒信函》）。
彭措班丹的长子是才仁旺都（Tshe-ring-dbang-vdus，生于1881年），1899年步入仕途。他应当是1912年初在大吉岭觐见达赖喇嘛的那个协邦宇妥之子（bsher-dpang g·Yu-thog sras），也是1912年、1923年和1925年的那个宇妥亚谿。1924年他成为孜恰。
他的（?）一个兄弟在1892年得名彭措南杰，但有关此人的其他事迹一概不详。
才仁旺都的儿子扎西顿珠（bKra-shis-don-grub）生于1906年，1924年步人仕途，1925-1926年在奎达（Quetta）接受炮兵训练。返回西藏后，旋即被任命为噶准（1926年）。他直到1931年才回到军队，是年在江孜进一步接受机关炮训练，此后成为仲扎玛嘎（grong-drag dmag-sgar）的代本（1931-1935年）。后来，在1935-1938年间成为卫队的代本，1938年被封为台吉，并主管盐茶税务部门（《黎吉生信函》）。汉人风闻他在1939年试图与司伦一同推翻热振摄政，但这个传说毫无根据（《哲仁仁钦卓玛口述和信函》、《黎吉生信函》）。1942年，他被封为扎萨克，同年11月被提拔为朵基，1943年4月前去康区，直到1947年深秋才返回拉萨（《黎吉生信函》）。1950年汉军进攻昌都时，拉萨政府委派他率领一个使团去英国，但终未成行。1955年他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司法部门负责人，次年被任命为可充分行使噶伦权力的噶察（《帕拉土登沃册的信函和口述》、《括康土登才班口述》、《哲仁仁钦卓玛口述和信函》、《索康旺秋格勒信函》），同年为准备去印度出席佛陀涅槃（Buddha Jayanti）庆祝活动的达赖喇嘛打前站（《哲仁仁钦卓玛口述和信函》、《索康旺秋格勒信函》）。1957年1月，他切断与共产党政权的一切联系，拒绝返藏，定居在噶伦堡。现在（1973年）他居住在台湾。
他的兄弟格桑仁钦（bsKal-bzang-rin-chen，约1907—1972年）从宇妥家族分离出去，以颇章（pho-brang）地区一座庄园的名称达塘巴（mdav-thang-pa）而闻名。他于1928年步入仕途，1937年去印度支付西藏政府得到的军火的费用；1938年成为雪尼，1944年是锡金政治委员黎吉生的聂向（即联系接待官——译者）（《黎吉生信函》）。他在1959年前定居印度，1972年卒（帕拉土登沃丹信函和口述》）。
该家族中一个难以确定身份的人是顿珠南杰（Don-gmb-rnam-rgyal，1890-1951年）。他于1913年步入官场，1924年为拉尼；他的正式称谓是赛囊赛（sras-nang sras），从而成为扎西顿珠的兄长，而这一点从年代看是不能成立的。由于他与司伦朗顿的一个妹妹通婚，后来遂以亚谿曲本的身份而渐为人知。他以这种资历被委派主管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地产。1942年，他被派往西部藏区调查漂游不定的哈萨克（kazaks）给当地人造成的损失（《黎吉生信函》）。他于1951年或者1952年卒于拉萨（《帕拉土登沃丹的信函和口述》）。
桑珠颇章（bSam-gmb-pho-brang）家族
这个名称通常略为桑颇。这是第七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其奠基者为索诺木达尔扎（bsod-nams-dar-rgyas），在18世纪早期的西藏历史上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他虽生于江孜，但属于琼结（vPhyongs-rgyas）家族。起先他是哲蚌寺的僧侣，后来该寺的住持派他去东藏的理塘，在那儿他还俗婚娶。他的头生子很快被传说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化身。拉藏汗（Lajang Khan）两次派遣手下官员前去调查，但索诺木达尔扎却携子避而不见，**次躲到德格，第二次到库库诺尔（kukunor，青海），在那儿和硕特部诸王子（Qogot princes）认出了他并对他加以庇护。皇帝将父子俩禁闭在塔尔寺（sKu-vbum），但准噶尔人的入侵西藏促使他承认并支持新的化身。1720年10月16日，父子俩由帝国军队护送到拉萨。索诺木达尔扎对桑耶（bsam—yas）寺越来越迷恋，他开始了修复工作，并于1722年建造了一个新的附属寺院。1724年和1725年，他在那儿隆重地接待了自己的儿子。1726年他仍住在该地，并塑立了一座燃灯佛（Dipamkara）的塑像；是年年底或次年年初，颇罗鼐拜访过他。从一开始，他便在西藏政治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1727年至1728年的内战中，他站错了队，于是声名扫地，与其子一同被逐到东藏。1729年初，他被召至北京接受审查。皇帝并不想伤害与黄教的感情，故原谅了罪犯，甚至封他以“辅国公”的头衔（1729年6月29日）。达赖喇嘛与父亲在噶达（mGar-thar）流放几年后，获准返藏（1735年）。但是新的“辅国公”必须保证永不干预政治。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不准他长久居住在拉萨。他在雅鲁藏布江北部支流桑日（Zang-ri）河谷立宅安身，但他甚至在自己家中也不算主人，因为该庄园不是封给他，而是封给他的幼子贡嘎丹增（Kun-dgav-bstan-vdzin）的。父子俩在桑日康玛（Zangs-ri khang-dmar）村附近建造了桑珠颇章宫，该家族名称即由此而来。他在新宅中深居简出，只是在大祈愿法会和谒拜桑耶寺时（1736年）才去拉萨。直到1744年3月逝世为止，他一直处于这种半流放的屈辱的地位。

导言
一、研究范围
二、资料来源
三、历史脉络
四、西藏政府
五、**与神权政治
六、**头衔的细分
**章 亚谿家族
朗顿家族
彭康家族
宇妥家族
桑珠颇章家族
（早期）拉鲁家族
（后期）拉鲁家族
第二章 第本家族
噶锡家族
吞家族
朵喀家族
帕拉家族
第三章 噶厦中的其他**家族
噶雪家族
哲通家族
吉兑家族
凯墨家族
赤门家族
朗通家族
阿沛家族
江交家族
锵清家族
达吉林家族
德喀家族
囊迥家族
班楞家族
波雪彭康家族
基夹家族
普陇家族
本仲家族
珠巴家族
波塘家族
布隆赞家族
美堆家族
擦绒家族
措果家族
雪康家族
索康家族
让郡家族
阿兰巴家族
协噶林家族
沙扎家族
萨迥家族
霍尔康萨家族
拉定家族
第四章 一些与地方军事组织有关的孤扎家族
姜乐健家族
囊噶家族
拜采家族
桑珠林家族
奥绒家族
第五章 前姜健（lcang-can，颇拉pho-lha）统治家族
第六章 僧职首相（噶伦喇嘛）
名录
一、达赖喇嘛
一、班禅活佛
三、1750年以后的摄政
四、首相
五、噶伦
职官名称术语表
附录
《甲子案卷》
书目和缩写
一、藏文、汉文和尼泊尔文资料
二、西方研究专著
三、私人通信
索引
藏文名词索引
普通索引
家族人名汉藏文对照表
僧官噶伦汉藏文对照表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