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守令图》包括“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①。大图是全国性的地图,所绘为“天下州军府监县镇”②。小图是大图的简编,除了比例缩小以外,也许还精简了一部分内容,如镇可能会删去。曹婉如推测县也被删去,这不可能,宋代继承秦以来的郡县制,行政制度为州县两级制,州、县设知州、知县,相当于古代的郡守、县令,因此图名称作《天下州县图》或《守令图》。倘若省去了县,名实就不符了。十八轴诸路图相当于今天的分省图,内容应比全图更详细。宋代的路是**派出机构,不是基本行政单位。宋初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又分为十八路,熙宁五年以后陆续增加到二十三路。沈括作“诸路图一十八轴”,显然仍以熙宁五年前的十八路为准。至于“废置郡县”的情况,则“据臣在职日已到文案为定”。换言之,地名变迁的下限为元丰五年随州安置之前。由上面所说,可推测沈括之图的体例至少有下列几条:①所绘内容为天下的“州府军监县镇”。②绘制的是当代地图,地名变迁的下限为元丰五年。
“禹迹图”上注:“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从图上看,既有大量今地名,也有古地名,如夜郎、儋州、珍州、鲁望川等。图中绘有州郡名,但无县镇名。
我们再退一步设想一下,假如沈括之图体例与“禹迹图”相同,会不会绘成现在这幅“禹迹图”的样子?在沈括之前不久,即熙宁四年至六年,宋神宗命赵彦若绘制成天下州军监县镇地图。沈括以此图尚有“未全具”处,因而要求皇上同意借公家的“图经、地图等图草”,修成更“精详”的地图,可以想见其州县名不会漏书一个的。然而“禹迹图”中州一级的地名已多漏略,如广南东路的惠州,广南西路的钦州,河东路的宁化军、岢岚军、威胜军、平定军等,均未绘上。
假定沈括所绘为“古今州郡名”,他必然会在同地点旁一一注明其今古不同的名称。这里不妨举一个旁证,宋高宗绍兴年问印制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即为古今地名对照图,图中古地名下均注今地名。如曲沃下注“今闻喜县”,晋阳下注“今太原府晋阳县”,仅有地名者则称“今福建路”、“今江南东路”,古今相同者则直称其名,不加“今”字,如“泰山”③。此图绘制水平不高,尚能自遵其例,古地名下注今地名。而“禹迹图”呢?算它当代地图,却有古地名;算它古今对照的历史地图,却没有一处互相对照的。 这是我继《宋史新探》(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后出版的第二部论文集,收入我近年来研究宋史的论文四十篇,有论有考,故名考论。大多已经发表,有几篇则是**面世。
我的学术路子受老师的影响很深,上大学时,受徐规师的影响,注重考据。当研究生时,又受邓广铭师影响,在考据的基础上注意宏观研究。刚入学,邓师就告诫我:在学三年,好好写一篇毕业论文,不要发文章。我当然完全听从师教,但内心对不许发文章不甚理解,后来才悟出其中道理:发文章,精力必然分散,不能全身心投入,毕业论文写不好,怎能做好学问呢?时下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下降,与忙于发表应景文章有关。急功近利,得不偿失。
我近年来主要关注宋史上的重大问题,甚至视为定论的问题,对它作新的评估。例如,“积贫积弱”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成为宋朝的代名词。我以为,将宋史定位为“积贫积弱”,对宋朝是不公平的,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宋史的正确认识,我写了《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推翻这一成说。从经济上说,宋不但不贫,而且是古代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这一点现在比较容易被学者所接受。但说宋不是“积弱”,有人以为我非要说宋在军力上比辽、金、元强,这是一种误解。我完全承认,在军力上宋略弱一些,问题在于:①不能把“弱”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它与辽、金长期对峙事实本身足以表明,军事实力基本上相当,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双方发生的战争,也并非宋方每战必败,说“积弱”并不确切。②把“积弱”作为宋的特点,或对宋的定位,更不妥当。因为要这样定位,仅仅和辽、金、元比较是不够的,还需要和中国古代其他王朝作对比,需要和同时代的国际上所有**作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只能推翻这一结论。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历来被全面肯定,因而新政的中止,使宋仁宗和吕夷简备受指责,而我在《范仲淹变法新论》一文中则认为:范仲淹的澄清吏治,过于理想化,是不现实的,碰壁后中止新政是正确的选择。中止以后,宋不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期,出现了庆历之治和嘉祜之治。
对于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如王安石变法,我从考察其实施变法的途径着手,发现其负面影响甚大,北宋晚期的政治腐败与此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