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是不是一门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le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自1979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年以来,**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年**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从业者开始有必要特意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以改善工作,垂范后学。这历史的“大任”首先降于严复,他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以其精湛深邃统领当时,影响至今。尤其是在它提出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是“译必称信达雅”,并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结果是“神似”说--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观点的确立。通过概略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演化进程和丰富思想。严复的“信达雅”的统一与矛盾
严复是中国思想史上**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他在自己大量的、苦心孤诣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信达雅”为“译事楷模”的主张。这简明扼要的三个字既是对翻译标准的高度概括,也是对翻译原则的根本界说,它无疑具有“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的历史地位。同时,这“信达雅”的三字理论,又有着中国传统文论的思想渊源:“《易》日:‘修辞立诚’。子日:‘辞达而已’。又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①这三者既为文章正轨,那么,代人立言的翻译自然也不例外;求“信”、求“达”、求“雅”既然作为中国特色的文论思想彪炳于世,那么它之作为一种翻译理论,当然也应在翻译学中占有重要一席。
首先还是来弄清这一理论的实质。严复的“信达雅”,以“信”为首,也就是首先要求译文意义“不背本义”,即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其次是“达”,“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简言之,即像古代译经按照中文习惯,“顺俗晓畅,以期弘通”。但严复强调,这样的“达”完全是为了“信”:“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