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永远不会再是那副老头老脸、老胳膊老腿了。在这一亩三分地界，不论你是初试啼声的新手还是驰骋沙场的老将，约翰•哈特利的这部新作都会令人遽起整冠而坐，洗耳恭听。章章有新解，节节见创意。可谓里程碑之作。
如此讲述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谓辉煌，可谓壮丽：不仅满足了表演杂技的欲求，还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大道两侧，既有重要的地界标志，也有出人意料的夕阳斜径。
文化研究在中国可谓热火朝天．但知文化研究为何物者，可谓凤毛麟角。作者以三寸不烂之舌，半尺生花妙笔，忠实记录了文化研究的旅程。它对文化研究的孕育、起源和发展，文化研究的理念与实践，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前景，以及文化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均做了**挑战性的阐释，凝聚了一代杰出学者的全部才智。

一 写给聪明女生的文化研究指南：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用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话说，文化研究是“把两个牲口强拉硬拽地套在一个轭里”。约翰逊博士是在谈及隐喻的构成和文学性、政治性书写的构成时说这番话的。说得更**些，它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书写，是文学性一批评性的书写，但它想被人视为政治性的书写，而不想被人视为小说创作或政治演讲稿之类的书写。这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历史可谓悠久，可以追一溯至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和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的肇始时期，即18世纪政治主权由君主而人民的那个时期。它是启蒙时期期刊丛生的结果。
在随后的两三个世纪里，这种书写模��开始分贫。某些分支继续在仅印一面的大报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特别是在这类大报的**版或文学增刊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在这里，在艺术的名义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社会批评，在公共阶值的名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艺术批评，其技术自18世纪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即使经典文学大师的排列也是始终如一。这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Wolfe，2000：27）大师的名字“就像坐轿车抵达的名流那样轻声低语和奕奕生辉”。这个竞技场上的作家们往往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确，文化研究通常被视为后现代世界的一大罪恶。他们对它只能气急败坏、暴跳如雷。
围绕着社会展开的文学书写的另一个分支，或多或少地从期刊业撤退了更加专业化的学术界。那些期刊面向政治上活跃的公众，或者致力于造政治上活跃的公众。在学术界，喜欢读书看报的公众变成了小说读，政治也变成了道德抗议。文化研究（我们眼中的文化研究）只是这整分支的一翼。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汤姆•沃尔夫就觉得，文学一知识性的散文已经“过时”。但是，“英国优雅散文形式（British polite-essay form）”中的“图书和道德抗议”，可谓文化研究的史前形式：
幸存至今（暗指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文学性一知识性模式，远比150年前的摄政英国时期时髦。摄政英国时期创办过许多期刊，诸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布莱克伍德季刊》（Quarterly，Blackwood’s）、《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主考官》（Examiner）、《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ster Review）。这些期刊成了受过教育的绅士一票友的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他们以博学的方式，在图书与政治这两个话题上捭阖纵横。图书与政治在那个时代似乎是自然的组合，因为法国大革命及其灾后时期，令太多的文人雅士兴奋陶醉。……引人注目的是，文学性一知识性模式被那个格式锁定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绅士一票友以英国文雅散文的形式，关注图书，进而进行道德抗议。（Wolfle，2000：28）
然而，沃尔夫对于这种形式的批评，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这种形式*佳的解释者。在他眼中，这种形式具有“理论上的非连贯性”，他就以这种形式嘲讽这种“理论上的非连贯性”。
一个沃尔夫在门外，一个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内
汤姆•沃尔夫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麦克卢汉的**专论，题为《如果他对了呢？》（“What If He Is Right？”）。此文作为文学性一政治性的报道，*初发表在纽约《世界新闻论坛》 的周日杂志上。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McImllan）是加拿大的英语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因为研究新型传播媒介，特别是研究电视这种新型传播媒介而声誉鹊起，成了人们竞相崇拜的偶像。麦克卢汉的出身模糊不明，却在时髦的纽约获得了知识分子名流的新身份。汤姆•沃尔夫在评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时，这样描述文学知识分子的特征：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麦克卢汉朱自一个比班图村（Bantu village）和布朗克斯东南角（Southeast Bronx）更晦暗、更隐匿、更暧昧的世界。我说的是，他来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汤加兰德和波多黎各贫民窟，在人们的想象申，至少也会散发出杀气腾腾的臭气，太阳落山后也会泥水没腰。就外部世界而论，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既不散发臭气，也非鲜花繁茂；它或许有一股发酵的钟纹软泥的味道：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味道。
眼前的文化研究就脱胎于这样的世界。或许它的居民想要（至少在汤姆.沃尔夫看来，那里的居民理应早就想要）一点小小的可见度；想要更多的气味、软泥和繁盛。总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本质上，研究所的学究们岁数很小时，体液还在上升时，就已经安心于这样的生活：一间斗室，些许小钱，几本期刊。如果**勤奋的话，他的洞察力或许有**会彪炳史册。一辆大众汽车，一套狭小的单元房，摆的是丹麦百货公司的带暗榫腿的家具。在他30岁之前。一旦文学的文化魅力烟消云散，太太就会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把他看成失败得惨不忍睹的败类。与败在这类微不足道的东西上相比，败在石油勘探或尿布服务上，不知要好多少倍。
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 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或许在某些人眼中，弗吉尼亚.伍尔夫40年前撰写的论文现在火力强劲。这篇论文表明，对于一位女性而言，**以及“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即使是“一套狭小的单元房”和一辆大众汽车）有多么重要（Woof，1945：5）。足够的收入，以及“门上挂着一把锁”，足以使人获得解脱。没有这些，就只有辛酸和恐惧了。一旦有了这些：
怜悯和宽容，再过一两年，怜悯和宽容远走高飞，*伟大的解脱终于降临，那就是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比如，我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个建筑？在我看来，那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Woolf：33—34）
在汤姆•沃尔夫看来，英国文学作为一种职业，维系着一个承诺——较小的公共印章和较少的私人欲望，尽管它有其“洞视”。这是一个“过时目标”，麦克卢汉觉得这个“过时目标”与他本人有关媒介的格言“毫不相干”。但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身份卑微是能够期待的*好的东西了。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结尾处，她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个形象。她是莎士比亚天赋的女性对等物，本来她应该出自几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如果“女性广泛地”…•写作”的话：
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左右（我说的是共同生活，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我们作为个体过着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生活），我们每人每年再挣上500英镑，也有自己的房间……那么机会就来了，那位死去的诗人（即莎士比亚的妹妹）会支撑起她以前通常放弃的躯体。……我坚信，如果我们努力为她工作，她就会出现的。这样努力工作，即使处在贫困和卑微中，也是值得的。（woolf：94）
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了匿名的“普通生活”的重要性，尽管她有时使用普通人指称约翰.卡里所谓的“引发狂怒、厌恶和恐惧的刺激物”（Carey，1992：209-210）。她重视自由，而自由来自“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毋须考虑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她建议：“我想说，即使知道怎样使它听上去受人尊崇，也不要梦想着去影响别人。思考事物本身。”（Woolf：91）。但她又写道：
女性广泛地……写作，这远比我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所能证明的重要。……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地、孤立地产生的；杰作是许多年来共同思考的结果，是一群人思考的结果，所以说，大众经验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Woolf：55）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在1928年写下这段文字的，它是用来给剑桥大学的女生做演讲用的。那时候，她觉得，用以促成她所谓的“临界大众”的数量还不够充分。只有具备了数量充足的、指望自己的天才作品，“莎士比亚的妹妹”（一个适用于任何女性的文艺家）才能脱颖而出。她觉得，要让“女性广泛地”获得解放，并享受“思考事物本身”的自由，“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还是需要的，现在这“一个世纪左右”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汤姆.沃尔夫可能还不成熟，或者他没有想到女性主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做了如下轻蔑的判断：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里，远不及在尿布服务比赛中大获全胜更有价值。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贫困和卑微”是为献身于“一群人思考”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
文化研究史上有一个趋势，即积极地寻找“普通生活”，寻找“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的“大众经验”。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日积月累的匿名性并非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尽管它可能是证据，证明几千年来，有人一直在物质上遭到盘剥。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引用了阿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很长一段文字，她把阿瑟•奎勒一库奇爵士缩写成了“Q”。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这段文字发表于1913年，它指出，上一个世纪左右的**诗人拥有独立的手段：
似乎这样说是残忍的，这样说是悲哀的：事实上，有一种理论认为，无论贫富，诗人的天赋可以任意挥洒，这种理论其实并不怎么真实可信。……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但让我们勇于面对。不论作为一个**，我们有多么丢人现眼，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我们的英联邦犯下的某种过错，贫困诗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200年间，都毫无机会可言。相信我，……我们可能大谈民主，但其实呢，一个贫困的英国孩子在下列方面怀揣的希望，并不多于雅典奴隶的儿子：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伟大的作品都来自心智上的自由。（Quiller.Couch，1946：32.33，引自Woolf，1945：88.89；还可参见Goulden and Hardev.1982：19）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结论是：“就是这么回事。心智上的自由依赖于物质上的东西。诗依赖于心智上的自由。女性一直贫困，不止贫困了两百年，一开始就贫困不堪。”（WooIf，1945：89）
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就在这里：要把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说和戏剧）的生命，倾注到与社会一经济现实和历史现实的某种批判性联系甲。“女性生活在什么条件下，我问自己……”： .
的确，如果女性除了在男性创作的小说中，在哪儿也不存在，人们就会把她想象成**重要的人物；丰富多彩；勇敢又卑鄙；灿烂又肮脏；无限美丽又极其丑陋；像男人一样了不起，有时候觉得比男人还了不起。但这是小说中的女性。事实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Professor Trevelyan）所言，她被锁住、毒打，被抛进屋子里。（Woolf：36-37）
她需要一个房间，原因在这里。不过，事实上，*先让学院派的文化研究如醉如痴的，是“Q”对心智自由所作的**分析，而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心智自由所作的性别分析。当然，“Q”的观点并不是讲给女性听的，引他注目的是奴隶的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穷人”。而且私下里说吧，我在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之前先看到了“Q”的大作，并在一篇有关“文学教育的未来”的论文中引用过这段话（Goulden and Hanlev.1982）。阿瑟爵士估计，与贫苦的英国儿童相比，狗与雅典的奴隶更有机会获得心智上的自由。这对我而言意味深长。所以，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时不知道伍尔夫已经这样做过了），我引用了“Q”的那段话，以谴责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校考试制度中对英语课程的未获承认的**偏见。“Q”一直在做学校督学。在理应现代化、平等化的20世纪，变革远不充分。“Q”对**的看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性别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文化研究拣起了他们的指挥棒。
参与文化，享受心智生活，都需要物质基础。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穷人和女性（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是**问题）。事业共同团体并-不会自动派生下列两者间的相互同情：其一是**分析的诉求，其二是性别分析的诉求。这也成为文化研究的内在历史的一部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后来目睹了下列两者问爆发的一场论战：一方是妇女团体〔《妇女们不同意》（Women TakeIssue）〕，一方是（主要由男性组成的）工人**次文化的研究者（Hall，1992；。Brunsdon，1996）。那个被汤姆•沃尔夫当成“微不足道的东西”而轻易消解的世界，似乎依然对那些生存环境比汤姆•沃尔夫还要恶劣的人充满同情。
麦克卢汉的著作令人愤怒，汤姆•沃尔夫引用了麦克卢汉的著作，这又使麦克卢汉倒打一耙，谴责他是个“以愤怒代替感知”的道德家：
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喜欢要么厌恶，诸如此类的纯粹道德主义说教，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被当成了替代物或观察，当成了研究的替代物。……道德苦难是赋予白痴以尊严的基本技巧。（Mcluhan，引自Wolfe，2000：29）
这里再次显现了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这个职业的有趣洞视。即，在文化研究的从业者中，文化研究往往激发道德主义的副产品。很显然，文化研究依旧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在汤姆•沃尔夫撰写的以“图书与政治”为形式的文化研究简史中，他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是，从真正的绅士一票友转向文本性的绅士一票友，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移。文本性的绅士一票友是这样的人，他们戴着那种面具写作，却没有18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倡导者所拥有的社会立场。20世纪60年代以前，自始至终贯穿着自此以后的文化研究史的是，对于多数人来说，从“图书”（书写）向“政治”（治理**）的自由转移的可能性，已经急剧降低。随着文坛的民主化，采用“文雅散文形式”的人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激进分子和行政官员，这种可能性大为减少。或许已经无法从由前者组成的读者群中找到由后者组成的团体了。站在政治化的文学立场上批判文化，并将对时代的罪恶和专制的道德抗议融会其中，如今已经在话语的层面上变成了这样的局面：文化研究的从业者越是远离政府，这种批判就越是“政府性的”（见第四章）。这似乎是个悖论，它提出了下列问题：文化研究应该是“冥思性”的追求，还是“行动性”的追求？它应该研究权力的话语，还是应该干预它要描述的那个进程？
文化批判作为事务人的标志，始于近代初期。事务人与治理**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便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绅士一票友的著作，以及18世纪以来“市民人文主义”的理想（Barrell，1986）。它向关于政府性的话语（福科、贝内特）的退缩，预示了从行动模式向冥思模式的转移。冥思模式在本质上毫发无伤；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认为，“冥思性”小说比同一种属的“自然主义”小说更“有趣”（Woolf，1945：73）。但是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未受圣职的神职人员”（2000：29）。
文雅散文也成了没有教堂会众的布道。在冥思、内省的文化批判者中间，话语组织实践，这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也就是说，研究文化就是研究权力，理解权力的关键在于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性的，它还扩展到了非文学性的区域。但它是“文本性���的，只关注“话语”，而不以某种形式直接涉及权力的“实践”。这样的文本分析已经声名狼藉（Lucy，1995）。
把语言当作权力的记号来研究，可能现在还以文学随笔（1iterary essay）的形式进行着，但其内容已经急剧膨胀。让我们把空间轴当作隐喻来使用，以此说明问题：它从文学开始，中经准文学形式（如戏剧），向着与通俗娱乐密切相关的形式（如电视节目），垂直地向下扩展。在水平的层面上，语盲从口头性（语言性）的和书面性（文学性）的内容，扩展到了凭借包括图像、动画和片断在内的任何手段所进行的传播。记号学就是在这里粉墨登场的。记号学维系着这样一种希望，它能分析非语言性传播，仿佛非语言性传播也是一种语言。于是乎，电影“语言”研究（克里斯蒂安•梅斯的同名著作，1978），“时装语言”研究〔罗兰•巴特的《时装系统》（Systeme de la mode）〕，“人造”语言研究（戴尔•斯彭德的），等等，等等，都纷纷出笼，并大行其道。
记号学对科学方法充满渴望，它是“研究社会中的记号的生命的科学”（baussure，1974）。它可以自称是一种道德中立、有感知力和一丝不苟的方法。它用起来很顺手，因为*初时，记号学的大多数从业者都和罗兰.巴特一样，属于政治左翼，他们以这种方法抨击资产**的文化权力。记号学同自己的从业者承诺，它会解决麦克卢汉对它提出的难题：政治抗议现在可以立足于“观察和研究”，而不再立足于“道德苦难”了。
……

中文版前言未来是开放的未来
引论 丰裕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
“奋进号”的复制品？
文化研究的谱系
何谓文化研究？
友善与无知：读者有责任确认内容可否采信
一 写给聪明女生的文化研究指南：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一个沃尔夫在门外，一个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内
萧伯纳之物——抄起一本企鹅图书
奥黑尔人
二 从阿诺德到施瓦辛格：文化研究与大众社会
斗争、民主化与大众
阅读之政治
通俗文化——从莎士比亚到爵士乐
爵士乐作为批评；莎士比亚作为商务研究
“卡迪夫学派”的文化研究
释放文化——要活力还是要电视？
三 “红楔刺白”：文化研究与艺术史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为成功开列的食谱
建构主义艺术作为政治
美术作为政治
资本主义与民主化——艺术作为**剂
一个真正的建构方法
编撰型社会——剪辑混合物
四 等水烧开：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
决定
文化工业
文化作为斗争阵地
虚假意识
等水烧开
作为附带现象（和乌托邦）的文化
有关公民身份的“嘟”理论：傻瓜、笨蛋和弱智化？
论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
福科、公民身份和文化政策研究
庆典城中的文化研究
被资助的文化研究——创意工业
文化阻击——文化研究作为抵抗经济的意识
五 作为自我之标记的庸常：文化研究与女权主义、人类学、社会学
堂表亲
能动者与受众
旅游能动者
为了满足欲望而购物
只走不说
外出就餐
六 对于读者（读本）的解读：文化研究与教学
创造一个科目
激进派读者（Ⅰ）
学院派读者
伊利尼文化研究（Ⅰ）——马克思主义
伊利尼文化研究（Ⅱ）——菲斯克主义
“爱神”、“食欲”与供方文化研究
激进派读者（Ⅱ）
参考文献：文化研究与出版
译名对照
译者后记

揭示文化研究的要义，展现文化研究的历史，记录文化研究的旅程，图绘文化研究的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