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两朝号称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两朝的典章制度渊源于魏晋南北朝,并在隋唐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得到显著的发展。唐中叶(755年)前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相继发生变化,但物质文化生活依然繁荣兴盛。如果人们进而在空间上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在时间上着眼于稍后的五代和宋朝,那么就可以看到,6世纪末到13世纪,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显著发展的阶段,而且也是中国对周边地区和**发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隋唐律令格式以及从中演变而来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经过汉地五六百年消化吸收而发展起来的佛教诸宗和宋代理学,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影响到当时的许多民族。东亚文明之所以被称为东亚文明,应当说其主要特征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
在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隋唐上承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和南北朝以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既善于归纳前期中国文化的成果,又善于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故能成就其文化昌盛的伟绩。在隋唐时期,多种文化交流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当时,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香料、药石、珠宝、金银、玻璃器皿、织物、矿产品等海外珍奇纷纷传来。佛教盛行,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布中土。西亚伊朗、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富有特色的文明,特别是音乐、舞蹈、绘画等源源传入中原,使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以及另外一些大城市纷纷呈现出国际性的风貌。还应指出,在隋唐五代时期,许多蕃将身居要职,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蕃兵蕃将来自许多民族,特别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各民族。他们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传播到中原地区,使南北朝以来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原历史的局面得以延续。这一情况已为人所熟知,无需多叙。因此,本文标题虽叫作“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但内容将不涉及人们熟知的许多事实,而只粗略考察这一交流过程的某些侧面。即便如此,笔者自知这一课题也超出了笔者的学力,然愿略陈所见,求教于读者。
人们在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时得到的突出印象是,这里受着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
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吐鲁番吐峪沟地区出土的公元296年(西晋元康六年)之竺法护、聂承远
…… 我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种。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对我的学习经历和文集内容略作说明。
我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年教员资格被取消。1970年代末恢复教职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种种际遇使我较早接触了中亚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两个领域,从1950到1970年代,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和父亲张锡彤先生利用运动的间隙,一起翻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V.Barthold,1869-1930年)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觉得似乎没有旷日持久地荒废光阴,稍获念书人的心灵安慰。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译巴托尔德书的过程中,我时时被巴托尔德治学的专注和敬业的虔诚所震撼。同时,由于翻译巴托尔德,我进而知道西方有专注于阿拉伯文献的卡·布洛克曼(c.Brockelmann)、德·胡耶(M.J.de Goeje),专注于波斯文献的约·马迦特(J.Marquart[Markwan])、布劳恩(E.J.Browne),专注于中亚出土文书的缪勒(F.W.K.Muller)等大家。由此,我开始注意这些西方学者研究文史的规模、气象及其与我国学者徐松(1781-1848年)、王树析(1851-1936年)、陶保廉(1862-1938年)、王国维(1877-1927年)等治学路径的同异,并从他们身上寻求我的精神寄托。1978年重上讲台后,我不顾自己的学殖荒芜,发表了我的**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