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出土文献称说《书》
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六德》、《语丛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易传·要》诸文本均有称说《书》的现象,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缁衣》,《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缁衣》、《成之闻之》均有称说《书》之篇名的现象。这些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的现象,为学界研究《书》在周秦时期的流变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研究视角。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廖名春、吕绍刚、郭沂、周凤五诸学者先后或就《郭店战国楚墓竹简》,或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或就《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关《书》之信息的只言片语进行过多侧面地观照,但由于其研究取向不同,所见多有差异,现将其放在《尚书》学史视域内进行审视,以期能够窥视到出土简帛称说《书》及其篇名各自的学术史价值。现按其称说《书》及篇名两类分别考论之。
**节出土文献称说《书》考论
从上章对马王堆帛书《要》与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称说“尚书”的比较分析可知:“尚书”二字在先秦时期是指“上古之书”,是普通名词,汉以后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对出土文献中的“尚书”一词,廖名春、王葆弦、池田知久诸先生以帛书《要》中的“尚书”为经学意义上的《尚书》之观点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孔子、墨子确实称说过作为普通名词而存在的“尚书”,在春秋战国之交,在儒家系统内“尚书”泛指上古之书可能是一种惯例,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儒、墨之间在“尚书”的称说上有可能存在一种授受关系。曾一度被近现代学者普遍接受的高邮王氏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郭沂以《墨子·明鬼下》中的“尚书”为普通名词,即“上古之书”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以此处的“尚书”指《虞书》的观点又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甲申桂月,曲阜马君士远负笈南下,研修先秦两汉文学,既相见,未几,适余所,称述其外舅意旨,欲从余治《尚书》。马君生于圣贤故里,弱冠承外舅家学,沉浸酞郁,含英咀华,趋止中矩,言谈质朴,神情庄重,眉宇间舒展坚定果毅之色,余心许之。
遥想当年,余师从湘阴周秉钧教授研修文字音韵之学,亦曾怀士远君之愿。先师为章黄传人,执教湖南大学,又随杨遇夫先生出入经史小学。湘人治《书》,学脉悠悠。衡阳王夫之先生有《书经稗疏》与《尚书引义》,长沙王先谦先生撰《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皮锡瑞先生著《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湘潭王闯运先生述《尚书笺》三十卷与《尚书大传补注》七卷,踵继前修又有常德杨筠如先生《尚书核诂》、益阳曾运乾先生《尚书正读》、杨树达先生《尚书说》及先师《尚书易解》,诸先生皆海内耆宿,一代通儒。先师临《书》,每每敛袂沐手,神肃容敬,常言治经者必心存敬畏,兢兢业业。《尚书易解》1946年即成,1950年遇夫先生已序而称之:“先儒所称诘诎聱牙号为不易读者”,“庶几乎人人可读矣”。然整整三十八载寒暑易节,先师仍不辍修改,“核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反复研磨已成之书,1984年方始付梓。先师初闻余愿,沉吟良久,做稍颔首。余自知资质愚钝,惟以勤补拙,故受治《尚书》以来,不敢须臾懈怠,杜门面壁,兀兀穷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觉时光荏苒,二十余载竞似转瞬之间,耳提面命,犹萦耳际,宛若眼前。**马君,昔日余也。然马君才思敏捷,过于余矣!
《书》经巍巍,宫墙万仞,百官富美。汉唐以降,仰之者日众,钻之者弥坚。近现代研究《尚书》通论类著作已蔚然大观,诸如:陈柱先生《尚书论略》、吴康先生《尚书大纲》、张西堂先生《尚书引论》、陈梦家先生《尚书通论》、蒋善国先生《尚书综述》,然《尚书》学史方面之研究或初始发轫,通史方面得阅者惟马雍先生《尚书史话》和刘起钎先生《尚书学史》,断代史方面得见者惟古国顺先生《清代尚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