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为**
新时期伊始,对于教条主义惯性思维的突围与固守,1979年发生在思想界、鲁研界的关于鲁迅研究是否也有“两个凡是”问题的论争具有普遍性。
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茅盾的一篇文章《答记者的访问》。其中,两段话语非常尖锐。茅盾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鲁研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争论得非常激烈。特别是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作家、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和**鲁迅研究专家、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更别具意味。
对于这场���争的价值判断,多少年过后,研究者大多持有公允的评价。鲁迅研究史料家陈漱渝这样评价道:“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鲁迅生前就撰文反对神化任何个人,并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纸糊的假冠。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①近年来,对新时期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徐庆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④
这些观点表明:在时间的流逝中,研究者已经祛除情绪化的因素,对这场论争进行客观、全面的评述。类似价值判断的观点,不再赘述。本书关注的**不是如何评判这场论争,而是试图回到当时论争的现场,辨析论争双方从意识形态话语中突围的努力和限度。或者说,回溯这场论争,是为了叙述并分析论争双方如何一面突围,一面秉持批评的双重标准。当然,由于这场论争关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个人问题,即便时间过去多年,作为这场论争
…… 这些年每年都要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我会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期待学生们写出具有个人风格的性灵文字;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强调学位论文的规范性、科学性。不过,二者冲突时,还是需要向学生申明我的立场:对于学位论文而言,规范性、科学性是重要的。毕竟,按照学位论文的标准,严谨的学理性比作者的才情更为重要。
这种冲突,在指导我的博士生徐妍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再一次相遇。
徐妍是一位以性灵文字见长的学生。写作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感倾向选择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对研究对象进行体察。虽然经过三年读博阶段的专业规训,徐妍还是没有能够祛除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客观地说,这样的文字更适合于文学批评,而不特别适合于学术研究。但是,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一定要摈弃性灵文字吗?性灵文字在语言层面的美感,在思维层面上的直觉判断力,有时恰恰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敏锐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