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影片的“中原情结”除在故事空间中给予直接表现外,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上对中原文化即传统伦理道德上的回溯及体现。李行电影对此的把握历来得到众多电影理论家的认可。如《养鸭人家》中养父与养女之爱,《秋决》基于人性和教化之上的伦理风格,《汪洋中的一条船》中的纯洁爱情和身残志坚的精神,《小城故事》中的师徒情意等等。这点在探析李行电影的多篇论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说到底,李行的“中原情结”是自身人生经验的文化使命意识的体现,也是他那一代人对时代与和社会的责任感使然。而与李行不同,侯孝贤不满半岁时就跟随父母从广东梅县迁到台湾,属于内地人在台湾的第二代中的一员。虽然祖辈和父辈都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故乡的回忆,但对他们来说,台湾就是自己的家园,台湾经验就是他们主要的成长经验。即使有时难以避免自己的身份来源,但不论是从情感上,还是文化根源上,他们都将自己看作是台湾人,对台湾有着更多的个人体验和本土想象。因此,侯孝贤对自我和家国的想象便落实在台湾本士经验之上。
以侯孝贤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人对本土意识的觉醒,是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对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映。整个80年代是台湾社会、政治变化剧烈的时代。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了三十年后,权力终于发生动摇,“戒严法”被解除,而随着70年代中国和美国建交以来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也使台湾社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激起了台湾人进行本土反思。同时,台湾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为肯定和认同本土现实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台湾人民的政治自觉意识得到极大的启蒙,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本土历史的认可成为全社会的焦虑。
在电影界,相应于这场思想革命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开始贴近于现实,对现实生活进行无言的批判和反思。“他们对历史的执著感受和忠实记述,使电影落实到个人人生与台湾杜会的共同经验。全然不同于过去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文艺或乌托邦的武打武侠;也不同于被传统道德漂白的健康写实。”⑤就如导演杨德昌这样认为新浪潮运动的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这部电影或许是台湾电影史上,**部有意识地去发掘台湾过去的电影,也就是**部电影,我们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问有关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政治情况,我们与大陆的关系等问题”⑥“本土意识”的出现意味着几十年来存在于台湾社会和电影中的“中原情结”的化解,它已经从旧的经
…… 吴贻弓
李行先生是战后台湾本土电影复兴和重建的中坚人物,也是华语电影一位出色的跋涉者,因此,第1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港台影展举办他个人作品专题展,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能享受这份荣耀,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在李行先生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出版之际,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电影艺术家,李行先生是高产的。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拍片50余部,且题材风格多样,屡获台湾金马奖和有关国际影展奖,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
初执导筒,李行先生以“外省人”身份,主动融入台湾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为台湾挣脱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为开拓具有独立民族风骨的台语片辛勤耕耘,掀起了台语喜剧电影的高潮。这以后,李行先生对台湾的现实生活深入观察,以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怀,成为“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领军人物,拍出了一批深得观众喜爱的经典之作。再后来,台湾文学界发生颇具变革意义的“乡土文学论战”,唤起了文学创作对民族形式和内容的追求,并因此影响到电影界。顺应时代潮流,李行先生拓展视野,围绕台湾与大陆地缘、血缘和文化相承不可分割的关系,贡献出一批晚期力作。此外,他还开创了琼瑶电影的先河,在台湾创下了**的票房纪录,并征服了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
纵观李行先生的电影作品,其**性在于他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传统有着牵扯不断的血肉关联。他始终恪守并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坚持以人伦理想作为美学精神的核心,在题材选择、叙事表现和形象塑造上不断探求,从而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思考。正因为如此,他的《蚵女》、《街头巷尾》、《养鸭人家》、《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和《原乡人》等影片,不仅在台湾广受欢迎与好评,而且在大陆也深获青睐与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