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宗教传统对“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在民族的历史生活特别是知识界中总体上未能发挥真正主导性的作用,而根源于儒家学说的“实用理性”精神对国民性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因而,国民性中的“实用理性”对于那种宗教非理性是占压倒性优势的。这种宗教信仰维度的缺失,使以儒家文艺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艺,更加关注文艺的现实功用和道德伦理价值,而较少注意深人挖掘人的内在“灵性’’生命。表现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就是它整体上未能像某些苏联电影那样深入透视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人物形象的开掘也相对欠缺精神深度。原因之二,包括“十七年”电影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直接源头是“五四”新文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宗教的关系不但不密切,而且还具有反宗教的含义。众所周知,“五四’’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而对“五四”新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蔡元培,更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20年代爆发的“科玄论争”,也以科学派胜利告终。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学的一些创作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某些宗教性内涵,但整体上,宗教未能对新文学运动发生实质性影响。而且,随后兴起的“革命”对于宗教的冲击力更是巨大的。
*后,“十七年”电影与苏联电影在思想、艺术上还存在着明显的民族差异。决定中、苏电影各自民族风貌的,是各国的民族生活现实及其历史、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电影的民族差别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单纯谈论两国电影的民族差异,意义不大。这里主要是着眼于苏联电影对“十七年”电影的影响,探讨“十七年”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形成过程,由此显示它与苏联电影的差异。随着中、苏电影关系的发展变化,“十七年”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在中、苏交好时期,“十七年”电影对苏联的学习是“坚定不移”、“不能动摇”的@。苏共20大以后,随着中、苏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的出现,在继续提倡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向苏学习时的教条主义和生硬模仿等错误。 电影是一门可以超越地域或国界产生巨大感染力的艺术。**的电影作品对观众的心灵与智慧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和深远影响,往往无法估量。唯其如此,凡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中国观众,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无不伴有一份浓浓的苏联电影情结。他们几乎是追随着苏联电影中的一些英雄和正面人物一起长大成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中的奥列格、柳芭,《夏伯阳》里的夏伯阳、富尔曼诺夫,《伟大的公民》中的基洛夫,《革命摇篮维堡区》里的马克辛,《真正的人》里的无脚飞将军,《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卓娅》中的卓娅和舒拉,以及《玛申卡》、《牛虻》、《政府委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许多影片中的主人公们,都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前行中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楷模。苏联电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理想追求及成长历程,已是不争的事实,苏联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尤其是建国后“十七年”的电影创作,则更是因缘际会,情德交融,谊切苔岑。
苏联电影何以能影响中国电影及其观众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期间中国电影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语境是什么?建国初中国在确立本民族电影的内在机制时,吸纳了哪些以苏联为主的外来文化资源?同苏联电影相比较,中国电影又显现出哪些与之相通或相异的美学特征?等等,都是研究“十七年”电影不可或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