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带来了袁世凯和日后的混战的军阀。
确确实实，“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但这种苦涩的结果，绝非起义英雄们的初衷。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暗夜沉沉血作灯——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的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浑身上下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满清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然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满清政府，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后，只乘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向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大多数清末每个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
唐才常*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诀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满清政府负屈负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
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
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满清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
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陆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靠岸。
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悲懑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
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冀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叛。
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仰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已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
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苍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苍惶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末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快慰，不可言状……”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寇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并辟子（并辟二字都加三点水）”。这位爷，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慨。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此名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帅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早给予唐才常精神*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拨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2.3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4.5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拨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介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推介西方**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膀臂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之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阴毒老妇人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辛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能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
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辩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满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名君”。与此同时，反满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已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由于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唐有为、孙中山这些**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后，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其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地“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满清**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显然，这种会党纸币，比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纸钱”好用得多。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唐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苍皇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创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名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但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当时，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唐、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它**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英日之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 “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自相情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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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
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