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说，这部《故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

蔡元培当进士前的七十天，孙逸仙西医书院毕业前一百二十八天，一个浓眉大眼却愁眉苦脸的壮汉，带着十七条火腿、九十个皮蛋、四十支毛笔、两坛绍兴酒，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船的目的地是台湾——七十年前的台湾。这个五十二岁的壮汉当时从心眼里讨厌这次旅行。他本是江苏的税务督察，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这次调差到台湾，完全是台湾巡抚邵友濂搞的鬼。刚毅想留住他，可是皇帝不准。所以，他硬着头皮，只好上了船。
在船上，他一肚子怨气，和中国许多旧式文人一样，一有怨气，就写诗：
因缘不必问三生，聚散如萍却有情。
入世岂愁多险阻，知人翻恐负公卿。
天风假我一帆便，海水谁澄万里清?
试看乡村颁社肉，凡人作宰似陈平。
他想到陈平作宰，为了觉得他的遭遇不公平，别人不派到“险阻”的地方去，为什么单派他去?何况，他在上海还有老婆孩子，有他刚生下来六十四天的小儿子。
“天风”并没“假”他“一帆便”，船在海上摇了又摇，人在船上吐了又吐。总算熬过了三天，到了基隆。当时他还不大会写这个地方的名字，在日记里，他竟写做“基笼”。
到台湾后两个星期，他开始坐小火车，开始环岛巡行，考核军队的训练。他看了三十一个营、二十八个哨、两个队，西至澎湖，东至苏澳，花了半年的时间，统统跑了一遍。他是认真的人，看到什么就往上报什么，结果害得别的官记大过，弄得“人缘”很差。而他自己，也累坏了，随行的三个跟班的都在炎蒸瘴郁中病死了，他自己也得了风湿——二十二个月以后，他竟死在这个病上！
巡视全岛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上呈文，自比做“牛马”，说“牛马”奔走疲乏，势将倒毙于路，……主人闻之，当亦“恻然”。可是“主人”偏偏不“恻然”，不放他回大陆，把他改任为“台南盐务总局提调”。这个差使，*使他哭笑不得，他想到他在江苏是办厘捐的，现在，又到台湾来办盐务，——全是“苛索民财”的勾当！他痛苦得很，他写道：念生今之世，做候补人员藉差煳口，非办厘捐，即办盐务；唯以苛索民财为能事。口谈圣贤道义，身为霸者罪人。纵径径自守，薪水之外，不染一尘，亦不过曲谨小廉，沾沾自足。计唯有托疾竟去，并原省弃之，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庶不自失耳！
他这种情绪，十足是一种耶稣时代讨厌“税吏”的情绪，他不高兴做“税吏”，何况他还是“候补人员”！
其实，他的真心倒也不是“退归老乡里”，他的真心是想做“非候补人员”，想独当一面。他属意于“台东直隶州”，就是做今天的台东县长。可是他知道没他的份，于是他拿起毛笔，写信给老师吴大澂，求这位湖南巡抚出面拜托，干脆放他“生还”。
总算时来运转，到了第二年（一八九三），他的顶头上司官运楣星邵友濂调去顶他老师的湖南巡抚了，唐景崧来接，居然使他如愿以偿，居然答应他去“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
从此，他算做了一名独当一面的“准”县太爷，当然在官僚政治里，做个小官也非易事，我们看他被任命后第五天的日记：
[五月]初九日，谒臬道宪顾，谢委代理台东州直隶州知州，未见。驾万军门生日，未见。提到贺生日，正是中国官场艺术的辉煌表现，在他五月十九日的日记里，有六条有趣的备忘录：各宪生日：臬道顾，十月初三日，太太十一月十八日。台南府唐，五月二十一日，老太爷十一月十八日，唐太太正月二十五日。藩台唐，十一月二十七日，老太太七月二十三日，太太八月十一日。镇台万，五月初九日，老太爷五月初七日。抚台邵，十二月十六日，帮办林三月二十一日。福州将军希，七月初四日。台湾府陈，十二月二十七日。做个小官真不容易！他要把上司的，乃至上司老子的、老母的、太太的、随从的生辰八字，统统记住才行！
这个小官在台东，干得很起劲，今天出示“斋戒求雨”，明天去调查鸦片烟，后天又赶写《台东州采访册》，然后，再上书给他的老师吴大澂，报告“代理边州，兼为统将”的经过，统率“三营五哨”“一千七百五十余人”的经过。总之，他似乎还满意，至少不再求他老师写八行书，放他“生还”了！
他死后，剩下了她。
他，跟她是同乡。
他，比她大三十二岁。老夫少妻，她嫁他时才十六岁。那是七十年前（一八八九）的事。
整整九十年前，她生在穷苦的农家。她若活到现在，跟她的安徽老乡，“总统府资政”许世英同岁。所以，我们若想像她多么老，只要将男做女，看看许世英就行了！
她的父亲叫冯金灶（振爽），顾名思义，自然是乡下人。他本是太平天国的逃兵，跑回被“长毛贼”烧得精光的故乡，立志重建家园，他做自耕农，也做佃农，兼做裁缝。
他的**个孩子就是这个女儿。生女儿，自然违背中国重男的传统，所以给她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冯顺弟”，“顺弟”者，“顺”流而下来个“弟”弟也！
顺弟“面貌并不美”，“圆圆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可以“头发一直拖到地”！
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儿家在十三四岁时候就该定了亲，可是她一直拖到了十六岁，才给胡传大官人做填房——由“种田人家的女儿”摇身一变为“官太太”，并且，“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
前面说过，胡传有“克妻”的命，一连两个老婆都被他“克”死了。所以，这次冯顺弟嫁给他，多少是有点“冒险”的。如果她是太妹，可能她心里不服气：“怎么?要克老娘吗?你克克看！”
不管怎么假设，反正她“赢”了！并且“赢”得很快，结婚以后六年四个月零十天，她的老伴儿就宣告不支倒地，那时候胡适的正式年纪是三岁八个月零五天，据他回忆——这是他*早的回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她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于是，冯顺弟做了小寡妇，她那时候，虚岁才二十三。
二十三岁做寡妇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她一做就是二十三年！
另外一件“巧合”是，在他们县里，二十三岁就开始守寡的多得出奇，光在一四三九到一八一○的三百七十年间，就有过七十四个！
这二十三年的守寡期间，她**的爱情的回忆，就是那段“三个人的*神圣的团居生活”：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亲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藉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除了这**的回忆以外，这位小寡妇就面临着漫长的、没有止境的痛苦岁月，她在二十三年的守寡日子里，历经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死妹妹、死弟弟、死女儿、死长子、死三子、死长孙。……这一切苦痛都是人生里的重要折磨。
对一位小寡妇来说，抵抗这一切折磨的办法，莫过于她对自己亲生的“一点骨血”的希望，这点希望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这“一点骨血”，就是胡适之。
她在胡适之二十七岁那年，死在安徽老家。这时候，她已经很满意的看到她的儿子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她的遗憾也许是：在她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她只跟丈夫过了六年四个月；只跟儿子过了十二年六个月，这真不能不说不苦命！
她的死，带给胡适痛苦的遗憾，带给他一首诗，也带给他一次丧礼改革。
如果她的墓志铭也用白话来做，那么，下列的句子可以参考：
这是胡传太太冯顺弟女士的墓。
她生在经营不善的招商局成立那年（一八七三）；死在**次世界大战打完那年（一九一八）。
她跟梁启超、徐锡麟、黄兴（克强）同年生；与苏玄瑛（曼殊）、陆龙（在田）、程壁光同年死。
她的丈夫的**号前妻死后十年，她才出生。
她的丈夫的第二号前妻，给她留下了三男三女。
她结婚后第三天，大儿子也结了婚。
大女儿比她大七岁。
大儿子比她大两岁。
三女儿只比她小两岁。
二、三儿子是双胞胎，各比她小四岁。
她十六岁起做晚娘——好难当的晚娘。
她被儿媳妇欺负了，只偷偷的流眼泪。
她吃一块豆腐，也要登记一次。
她为了治弟弟的病，把自己胳膊上的肉割下一块来。
她自己只生了一个儿子，但却是一个好儿子。她似乎很讲究优生学。
为了教育儿子：
一、她常常拧儿子的肉。
二、她给老师红包——用特别待遇来使她的儿子特别。
三、她送儿子到外埠求学，不掉一滴眼泪。
四、她病得要死，却不许人家告诉她的儿子。
五、她借钱为儿子买书。
*后，她还为儿子订了终身大事，使她的儿子在婚姻问题上，做了一个“保守主义者”。
……

关于《胡适评传》
楔子
一、可怜的县太爷
二、可怜的小寡妇
三、半个台湾人
四、被拧肉的时代
五、“努力做徽骆驼”
六、“侬跟我来”
七、《竞业旬报》
八、少年诗人
九、“无忘城下盟”
十、从逛窑子到上北京

书评 关于《胡适评传》
一九五七年的三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读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于》）。文章发表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三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复，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后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仿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于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么”，也让我们“说些什么”。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后，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于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于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么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沉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画他、捧他、捶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现在自告奋勇地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史眼睛。
本书分为关于《胡适评传》、楔子、可怜的县太爷、可怜的小寡妇、半个台湾人、被拧肉的时代、努力做徽骆驼、侬跟我来、《竞业旬报》、少年诗人、无忘城下盟、从逛窑子到上北京等章节。《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