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政治的离心力(199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炭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本身的裂痕是统治***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嚼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1895年到1900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政府委派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
1905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介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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