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年徘徊:农村命运难卜——改革前夕的中国农村大势
1977年秋冬之间,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是一段极不平凡的日子。这时,安徽、四川两省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同时,在这年11月,北京城里却正忙着召开一个“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布置的是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推行“左”的错误。两种做法相比,落实党的政策的只是局部地方的行动,而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则是**的溉定方针,这与“两个凡是”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发动的,当然要继续推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仍然不能摆脱“左”的错误,*主要的原因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1977、1978年两年间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史称“两年徘徊”。
两年徘徊期间,中国农村正处在是进行改革还是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十字路口上。
“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农村的巨大影响1976年10月6日,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使这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帮派集团覆灭。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心大快。1976年10月的北京,红旗飞舞,欢庆游行的人群如潮,人们称这是“金色的十月”,“胜利的十月”。人们在欢呼,人们更在企盼,希望尽快解决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国大乱”带来的各种问题,如平反遍于域中的各种冤假错案,恢复、发展陷于破产边缘的经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人们发现各项清理、纠正错误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进展缓慢。而这一切不顺利又都与当时主持党**工作的华国锋等人的指导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两个凡是”这个口号是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胡耀邦对叶剑英之子叶选宁有一次重要的谈话,胡的谈话被人称为新时期的“隆中对”。谈话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胡耀邦指出,什么是人,我说有三条:**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条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要叶选宁把这话带给叶剑英,也设法告诉华国锋。但是,华国锋等却不积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还要“继续批邓”。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就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今后还要继续批。同年12月,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又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当批判。但是,全国人民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华国锋、汪东兴等就抬出毛泽东主席来“压”,于是便出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指出,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发表这篇社论表明,华国锋等要继承毛泽东“**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基本观点。对于“纲”,社论解释道,“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和资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主流,就是当前的纲。”关于“治国”,社论说,就是“在两个**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作出的战略决策。”
“抓纲治国”口号的提出,表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继续执行毛泽东生前所确立的政治路线,即坚持以**斗争为纲,坚持“无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路线。
这篇社论的定稿送到**宣传口(当时**宣传部尚未恢复)时,负责人耿飙看了稿子之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①
就在这篇两报一刊的社论中,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政治上坚持“左”的错误的同时,华国锋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又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国民经济发展上又出现了脱离国情、一心求快的“跃进”。比之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其指导思想一致,但又有新的特点:把希望寄托在举外债引进设备、技术上来实现快速发展,故被史家称为“洋跃进”。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一系列高指标,要求到本世纪末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中要求农业要按照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规划在1980年实现机械化。这些高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些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计划,被比喻为让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前后两年多时间,先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大(1977年8月12~18日)和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2~3月)。两次重要会议本应深入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这两次会议没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的党**没有能够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左”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担任党**主席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左”的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两年徘徊”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农村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改革必然要经历曲折,注定要冲破重重阻力,在艰难困苦中前行。
“两个凡是”遭到了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一时间质疑、反对之声四起。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邓小平不负众望,他一出手就抓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强调一切按毛泽东的指示办,其实质是把毛泽东当成永远不犯错误的神,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这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是捍卫而是歪曲。1977年4月10日,即2月7日那篇有名的两报一刊社论发表两个月之后,邓小平尚未“出山”,就毅然给党**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其批判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在这封信中,邓小平提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的考虑和安排。”②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一次谈话中,又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③“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正确,没有这回事情。”④
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持斗争,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就在决定恢复他的工作的这次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在第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站起来”之后的**公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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