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王阳明:作为人的自然的圣人
一般认为,由南宋朱熹集大成的中国**的思辨哲学,即所谓的性理哲学,经元代到明代被继承下来,但在明代的初期,始终只是墨守传统,思想界是极其沉滞的。这种沉滞,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否应该真的把它称为沉滞呢?关于这个问题,虽然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加以考察,但无论如何,打破“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的所谓沉滞,迈出独自的明学建设**步的,是白沙先生陈献章(宣德二年至弘治十三年,1428-1500)。他说:
三代以降。贤圣乏人。邪说并兴。道始为之不明。七情交炽。人欲横流。道始为之不行。道不明。虽日诵万言。博极群书。不害为末学。道不行。虽普济群生。一匡天下。不害为私意。
他还说:“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步。”他的这些话,极其贴切���表现了明学的精神,必须充分地加以认识。把近世的所谓士大夫作为读书人,即作为食禄性的存在来把握,大概不是误解吧。但在这里,如果按照白沙所坚信的,不管是士大夫=读书人式的“博览通籍”,还是士大夫=官僚性的“经世济民”,就“学”来说,都不是本质性的东西。学问,既不是作为修养的手段,也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它仅仅只是为了明道、行道。这种本义上的学问,肯定是从对孔子所谓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进行反省而出发的。而朱子在对孔子的这句话进行注释时,引用程子的话说,为已是自己体认,为人是为了被人所知;前者是以“成物”为结果,后者是以“丧已”而告终;朱子还批评说,虽然自古以来的圣贤,对学者的精神曾有过各种论述,但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切实、更重要的了。正如随着叙述的展开将会明朗起来的那样,虽然朱子之言深刻地触及了中国近代精神的核心,但白沙先生认为,在政治和文化之前的那个**的自己本身——*终也是人本身——才应该是学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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