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生命兆宽:我简单说几句。我觉得这次汶川大地震教育了很多人,包括西方人,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肯定也教育了我们知识界。但是教育了我们什么?首先说说中国人对生命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命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个体的事情,而是一个家族的事情,是一个有血缘的关系。我的生命不仅仅是我个体的生命,而且是我在这个血缘关系中的一环。赵氏孤儿的故事大家都听过,赵氏一家三百余口被晋国的权臣屠岸贾所杀,只留下一个遗腹子。但屠岸贾还不死心,继续追杀赵氏孤儿。赵氏的门客公孙杵臼和朋友程婴拼死保护这个孩子,*后公孙杵臼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个故事说明中国文化中对生命的一个看法。程婴和公孙杵臼保护了那个孩子,这就延续了赵氏的血脉,赵氏的生命在延续。保住了你后代的生命,就等于是保住了你的生命。那么,对于汶川大地震死去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价值怎么体现?我想说的是:我们活着,所以他们也活着,我们这个民族也活着。这次为什么抢救一个婴儿、一个孩子都觉得非常了不起,花再大的代价也值得。 哲学是思的事业,而思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说它是当务之急,一则是因为思的事情似乎已长久地被疏远和��置了,一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当下境遇却以其高度的紧迫性将思--切近于中国经验的思--指定为一项根本的任务。这种状况使我们回想起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在这个**的演讲中,黑格尔说: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而当这种压力有所缓解之时,以往似乎很消沉的哲学便可以“重新提起它的呼声”。这种呼声的核心便是寻求和把握实体性内容的深刻要求。黑格尔声称,正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而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起哲学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与其时代有着本质的关联--它是被把握在思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