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但我几次出国。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热烈的掌声)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笑声、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知识的价值*终会体现。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地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的贡献而成为的百万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去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一些**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十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非常赞赏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一一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八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笑声)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卡文迪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六十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六十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十二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二十年以后,当初大骂布莱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研究**必然移到美国。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前沿,处于**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假如人家说我是权威,也许还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多,而且我也在**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很难找到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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