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迅速流传开来，并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包括建筑、雕刻、绘画、音乐、书法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在书法上渗透到各方面，如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佛寺古刹，殿宇庙堂中的匾额、楹联、碑铭、石经、石窟、石柱、摩崖、经幢等无不与书法有关。唐代诸帝好佛，而出家事佛的高僧亦有不少人善长书法，如澄观、道亮、法慎、玄素、玄俨、昙一、蛟然、行满、亚栖等，其中*为**的当推怀素和高闲二人，皆以草书而闻名于世，另有情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和大雅《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对后世影响尤大。
高闲是一个活跃在宣宗（公元八四七一八五九年）进的书家，生卒年不详，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入长安，信荐福寺、四明寺，事佛余暇，酷爱书法，尤善草书，学张旭、怀素，并与当时的名诗人张祜、陈陶以及**文学家韩愈友善，相互遇从甚密张祜《赠高闲上人》诗谓：“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笺，书函内库收”。陈陶亦有诗句赞曰：“龙蛇惊粉署，花雨对金轮”。而韩愈有《送高闲上人序》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