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中介性的,玄言清谈是其间的主要中介。
玄学对文论的影响从总体上表现为它对当时的文学自觉倾向有一种复杂的作用。六朝文学自觉指文论家们对区别于文章实用性质的审美性质和艺术性质有了**的觉悟。玄学可分为儒道调和派和儒道分离派,儒道分离派即“越名教而任自然”派,又可分为任性情的竹林玄学与任欲望的元康玄学。这三派对文学自觉影响各有不同。任情性派相应于诗歌“吟咏情性”说,促进了文章艺术性质的自觉;任欲望派相应于文论中的“形式主义”观,促进了文章审美性质的自觉;调和派相应于文论中的“文质彬彬”论,既保护又阻抑了文学的自觉。分离派玄学的影响在今天*值得注意,调和派的影响在当时却是主流。
玄学对具体文论家及其理论的影响典型体现为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它表现为:《文心》五十篇之为正文四十九篇与《序志》一篇的篇目安排与王弼“大衍义”某方面相合,王弼《易》学“执一统众,举要治繁”的方法,论成了《文心》的基本结撰方式,《原道》篇的“道”为王弼以《老》解《易》所得的“道”,玄学言不尽意与《隐秀》篇的“隐”有关,《神思》篇的“虚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