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感到抱歉的是,因《不夜城》而累及无辜。当时的宣传文化领导部门,乃至统~战线领导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因此吃了流弹。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陪斗,甚至祸延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那当然是斗争会上 “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也要在地下张口结舌,自叹不如。使我衷心感谢的,则是在一九六五年全国性大批判中有些同志给予的同情。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曾经邀请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和**人士开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后可以放映。这当然没有成为事实。巴金同志在《随想录》里谈到,他曾经奉命写批判文章,一再推辞都推不掉,文章发表前特地来我家,告诉了我。(那时我家里真是门可罗雀,人们怕触电,绝迹不来了。)我当时没有向他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是多么希望毛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我无中生有,入人于罪。正是因为如此,巴金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多了一条对我“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罗芬同志也来看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坚持他曾经说过《不夜城》“掌握政策比较好”。闽东宾(是林默涵同志的笔名吧?)和陈默同志的批判文章里,都承认我写《不夜城》的动机是为了歌颂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只是这笔下超生的一句话,我是多么的感激涕零!许广平同志特别在这场暴风雨中遥远地从北京给我写了信,我永远忘不了她信中的一句话:“‘要经住它!”就是说,要经得住这场考验。人在急难中,还有什么比同情更珍贵的呢!——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后来许广平同志在一九六七年去世了,我却连想发一封唁电也办不到,因为我是在铁窗下从报纸上得到这个不幸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