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的学习，前人仅提到“取法乎上”，董其昌为禅学所启，自觉提出“沿流讨源，见过于师”的见解，对于传统的契合显然较前人又深入一层。对一个书家来说，他对书法的理解与创作主要利益于传统，来源于时代风格。书法史上，“沿流讨源”的师承现象之所以十分普遍，正在于其行之有效。书家可以根据他对前人创造经验的理解来再创造，并在必要处加以合理改造，形成自我风格。所以董其昌进一步提出，对传统的学习不仅是“取”，更要能“舍”：“且定一取舍……取人所未有之格，舍人所已有之格； 取其新，舍其旧……”临摹古人法帖，是董其昌实践“取其新，舍其旧”的*重要的途径，他曾这样比方：“临贴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如果明白董其昌的上述理念，再观照本册影印的《临十七帖》和行书《宋词》卷，就不难懂得，只有对传统达到融会贯通的理解后，才能进行随心所欲的创作，才能作出真正的创新。

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负得名”，其书法“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他曾自述学历经历说：“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元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画禅室随笔》）由此可见，他对古代名家墨迹广搜博取，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其���书用笔得颜真卿外拓之汉，布局杨凝式疏朗闲适之趣，神采风韵则似赵孟頫；行、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帖》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书法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粗。同时他又善于鉴赏，品题书屯虽片事只字，也被收藏家视为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