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我已经想到过死。
那时候,不知道剧烈的关节痛是出血的缘故。每次发作,母亲总说我不听话,又在哪里碰伤了。当时,医院对这病也还缺乏了解。每次急诊,医生总让我摄片。x光室在住院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在没有月亮的夜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树影婆娑,阴森森的。我匐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听母亲一路的抱怨,心里又恨又愧。母亲心疼化钞票,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这钱化得冤枉,正像我的病,也是冤枉的。我想,我是不应该生病的,正像这关节痛不应该摄片一样。我怀疑,摄片是医院设下的赚人钞票的圈套。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老是不高兴。
胳膊裹上绷带,端只小竹椅,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母亲不许我去马路上“野”。我应该听话了,母亲为我又用去了许多钞票;再说,敷着药料的关节还在隐隐作痛,万一被那班野蛮小鬼碰了,又要痛得夜里睡不好觉。
冬天的太阳真暖,真温存。它伏在人身上让人懒洋洋的,想睡觉。那时候,母亲总怀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风湿病。晒太阳,可以治风湿病,大约是听她的阿奶说的。她几乎下定决心要用太阳光来治愈我的关节痛。这不需要钞票,决心下得起。于是,每次发病后,我总要接受日光**——近年,随着西方文化的浸染,连小学生都知道“日光浴”可以健身。可是,在二十多��前,从我一字不识的母亲嘴里道出“日光疗法”,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眼怔怔看着我的小朋友们在我家门口那条还算开阔的蛋格路上“斗鸡”,在“九间楼”前那片空旷的泥地里打弹子。他们叫喊,我也在心里喊叫几声,见他们因作弊而争吵,就暗暗评判一番。有时,我也跟着他们笑,忘却了自己,忘却了自己的病。不过,我不敢大声笑。大声笑,要牵痛肿胀的关节的。
太阳真好,真暖,像一床新的棉花胎。我迷迷糊糊,把头搭在竹椅的靠背上睡熟了。蒙咙中,我被两个人的问答声吵醒了。一个拎马桶的过路女人在问坐在我身边那只大竹椅上的老婆婆。老婆婆住在对面“九间楼”第五幢底层的*尽头。她的家,我只去过一次。那次,我突发奇想,想搀她过马路。过了马路,她说她亲戚送给她许多大苹果,每次出门衣兜里只能带一个,到家里正可以多拿几个。跨过一道又一道门坎,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绕过水斗、井台,*后才是一个小小的天井,被周围的高房子箍着,晒不进一丝阳光。就这么一次,我再也不愿去了,哪怕她把我所有的口袋都装满*好吃的东西。那天井冷,从墙隙和石板缝里爬出一片惨白凄绿的阴冷。她的家更冷,只有一扇小小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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