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宗教与神经学
我站在这张讲桌后的地位,面对着这好多博学的听众,实在怀着不少惶恐。在我们美国人,从欧洲学者的语音和他们的书接受教诲这种经验是很习惯的。在我自己所属的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没有一个冬天过去,没有从苏格兰的、英吉利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代表他们各本国的科学或文学的专家得到大的或小的讲演收获——这些专家,我们或是设法拉他们横渡大洋去对我们讲演,或是在他们游历我们国内之时半路捉拿去。欧洲人说话,我们听,我们觉得是当然的事情。我们说话,欧洲人听,这个相反的习惯,我们还未曾养成;所以**个冒这种险的人免不了要发生对这样自大的行为应该请罪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在���国人的意想认为**的像爱丁堡(Edinburgh)这样地方,必定是这样:爱丁堡大学的哲学讲座的光荣,在我童年,已经深印于想像上。当时才出版的伏勒塞(Fraser)教授的《哲学论文》(Essays Oil Philosophy)是我翻看过的**部哲学书;并且我记得很清楚那部书内关于韩弥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教室的记述所对我引起的敬畏之情。韩弥顿的讲演就是我强迫我自己研读的**部哲学著作;此后我就沉浸于司徒亚和菩朗(Dagald Stewart and Thomas Brown)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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