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智的趣味
面对宇宙万象与人间百态,我们难免觉得好奇,求知之心乃油然而生。“求知”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譬如,借着求知,增广见闻与能力,在社会上取得立足的条件,这大概是十分普遍的想法。于是,随着职业与工作的进展,知识越分越细,庄子所说的“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
好”,遂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
知识应该是有用的,但是有用的未必是有益的。那么,什么是对人有益的知识呢?简而言之,就是智慧。然而,智慧又是什么?哲学家以“爱好智慧”为其天职,同时也谦虚地坦承自己只能保持���爱好”之心,却未必能够抵达“智慧”之境。原因何在?本书试以亚里士多德、托玛斯、休谟、怀特海为例说明。
首先,亚里士多德肯定纷然杂陈、变迁流转的大千世界绝不是虚幻的假象,在它背后应该可以找到*基本的“原因与原理”,否则万物在生生灭灭的过程中,不仅毫无规律,并且不可理解,*后必然陷入荒谬的结局。只有探讨原因与原理的知识,才可以摆脱功利实用的心态,享受“为了知识而求知”的乐趣。我们所要了解的,不再是个别差异,而是异中求同,看出万物的共同面貌,也就是“存在”。凡存在之物,皆有*后基础,亦即亚氏所谓的“纯粹形式、纯粹实现、**不动的动者”。这几个名词使人困惑,但是说明清楚之后,将能展现一幅具有深度透视效果的整体世界观。
接着,中世纪的哲学以托玛斯为集大成者。他顺着亚氏的思路,配合基督教的信仰,肯定上帝就是宇宙万有的来源。但是,身为哲学家,他依然努力证明“上帝存在”。我们中国人对鬼神与上帝这些信仰的对象,常有泛泛的认识,却较少由知识角度作系统的研究,影响所及,理性思辨在信仰世界里缺少应有的地位,以致正信与迷信容易混淆,此世与彼世界线不清。托玛斯关心的问题是:大自然与人世间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永恒的根源,然后才能据以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对于德行、善恶、幸福才能提出充分的说明。若不如此寻思,光是在社会或历史中打转,恐怕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近代的休谟深富怀疑精神,对于传统以来上帝或世界的知识,都要严格省察批判,*后还把焦点移到人类身上,大胆宣称并无所谓的“自我”。
连康德这么好学深思的人,在看了休谟的论证之后,都要虚心承认自己“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然而,如果真的没有自我,或者“自我只是一束知觉”,那么是“谁”在做梦?又是“谁”被惊醒?休谟如何回应这一类质疑?他的回应充分显示了锐利的观察与周全的辩论,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不过,在设定了理智的界限之后,他转而同意人有一些信念,可以借此维生及活动。他关上大门之后,又开了一扇窗,其间转折耐人寻味。
然后,我们翻阅怀特海的著作时,对于其中科学、哲学、宗教三者的协调并存,不免觉得佩服。当代西方能将这三门学科融于一个完整系统的,首推怀氏。稍加分析,可知他的意图在于回归传统哲学的理想,就是提出一套理性架构,涵盖全体存在的领域,兼摄变化生灭的历程,以求彻底说明一切现象的意义。别的暂且不论,怀氏主张西方科学精神起源于“悲剧、法律与信仰”这一段见解,就足以启迪世人,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科学了。相对于此,科学家也能经由怀氏的接引,以正确态度欣赏哲学、宗教与艺术了。
回到前面所列的问题,为何没有人宣称抵达“智慧”之境呢?智慧女神的容貌并不是隐藏的或善变的,却必然是精神的与灵性的;因此,人在有生之年,以自己身心合一的处境,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对于智慧自然是无法完全企及了。不过,爱智的趣味则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如何舍得错过或放弃这样的权利呢?
启发智慧——亚里士多德
引言
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时代的马其顿人,其父曾任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氏十七岁离开故乡,赴雅典求学,成为柏拉图学院的一员,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之久。在学院里的时候,亚氏表现了过人的精神与毅力,对一切学科的知识,无不认真钻研,并且从不厌倦。传说他曾自己制作一个机器,用来惊醒自己,使睡魔不至于打断他研究的时间。亚氏三十七岁时,柏拉图去世,他一度有机会接掌学院,但败在柏拉图之侄史伯西普士手下,于是便离开了雅典。
亚氏后来受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之聘,回乡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太子才十三岁。在哲学家之中,像亚氏能担任帝王之师,算是很幸运的。亚氏见闻广博,或许由于这一因素,使得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眼界大开,不再局限于马其顿一地,终能兼并希腊各邦,并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当雅典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里士多德以帝王之师的身份重回雅典,创办自己的学院。他的学生们后来被称为漫步学派,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亚氏讲学的时候,经常一面说话、一面散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崩逝,希腊各邦掀起反马其顿的风潮,亚氏亦被波及,且被雅典人控以“渎神”之罪名。为了避免重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覆辙,他逃离雅典,留下一句名言:“我不要让雅典人第二次谋杀哲学。”第二年他就过世了。
亚氏的哲学虽以理论建构知名,但是对于实际人生也有明确指引。他除了启蒙亚历山大大帝的眼光与心胸之外,也对其他人物产生影响。例如,他有一个身居城邦**要职的亲戚,在兵败被俘之后,坚不透露军事计划,在严刑逼供之下,未吐一言,临死前说:“请转告我的亲朋故旧,我不曾做出任何使哲学之名蒙羞的事。”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
思想背景
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我们不该只研究关于大自然的问题,更应该研究人本身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对大自然研究得如何透彻,却仍然可能并不明了立身处世之道。所以,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与其在雅典城外研究树木,还不如在街头跟一些朋友谈论人生问题,换言之,人必须将注意力由大自然转到人自身之上。
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摆在人的身上时,却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世界是相对的。城邦之间的法律规章、风俗习惯往往大有差异,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觉和看法亦不尽相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找到标准呢?针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提出了一套辩证法,也就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在真理的追寻上,形成一套不断往上提升的历程,企图为每一件事物,找到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或标准。常言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要你跟一位背景不同的人讨论问题,就会发现:原来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想法,如此便可借此修正己见,让自己慢慢进步。通过这种辩证的形式,我们便可获知宇宙与人生中,真实而永恒的原始典型,柏拉图称之为“理型”,正确的认知活动应该以其为对象。
在一切理型中,柏拉图特别看重关于价值的理型,但对于树木、牛、马等自然界事物的理型,则不太关心。因为柏拉图认为,关于自然物的研究对人生没有太大的用处,反之,关于节制、勇敢、正义、忠诚这些概念,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抉择有关,为人生价值之根源所在。
由上文叙述可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哲学,强调先去肯定一个价值上的标准,以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典范、原则。换言之,柏拉图思想是推崇一个永远不动不变的理型世界。柏拉图的理型论将价值视为理型界的事理,而非现实世界的产物,他否定了现实世界有属于真理的可能。但是亚氏认为,我们不该只肯定上层的理型世界而忽略了下层的现实世界,反而应该正视后者所有的问题,肯定其实在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老师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是我更好的朋友。”这暗示着他与其师柏拉图在思想上的关系,亚氏凭借其经验科学的背景,肯定现实世界不是纯属幻影,并进而建立一套与柏拉图理型论迥异的经验论哲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异问题,正是哲学史上长久争论的重要问题。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张他们之间的歧异,毕竟亚里士多德追随了柏拉图二十年,曾是柏氏*得意的门生。柏氏过世的时候,亚氏的感念之词是:“这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名使邪恶之辈缄口吞声,欲赞无语;除他之外,更无别人以言以行清楚昭示众生:凡有德者,必有真乐。呜呼!我辈之中无人可与他匹俦。”
亚里士多德的学问至为广博,大概除了数学以外,没有一门学问不受到他的注意,也没有一门学问不以他为泰斗。他的治学计划极大,对于已经成立的知识,他能拣择分辨,加入自己的心得。遇到新的知识领域,他就发明新的科学,像理则学与动物学就在他手中成立。他的著作范围涵盖了理则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艺术、天文学、修辞学、气象学、动物学等。、由此亦可想见亚氏对现实世界与经验科学的重视。他与柏拉图在立场上分道扬镳也是不难想象的事。
我们对于“变化”问题有两种解释方法:
首先,就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变化是虚幻的。譬如,天际之白云苍狗,固然可以表现出各种事物的形象,但那毕竟是假的,而非真的事物。由此柏拉图认为,一切感觉所面临的变化对象都是虚幻的,唯有借着理智超越感觉,才能认知事物的本质。
第二种看法认为,变化并非仅是幻象,因为事物之存在及其行动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应可寻获一些真理。譬如,大自然的生命现象,一颗不起眼的小种子中就蕴含有令人惊叹的潜能,经过阳光、空气、水的孕育,日后便有可能成为数人环抱的参天巨木。这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不就是一种变化现象吗?我们难道能说这些现象纯属虚假吗?不行,因为就算同是变化现象,但橡树的种子只会长出橡树,松树的种子也只会长出松树,它们为什么不会随意相互变化呢?由此可见,这其中一定蕴含某些真理。
亚里士多德对于变化现象采取第二种观点,认为变化不会纯粹只是虚假的,也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必须进一步去解释它,这就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
目前大学中的哲学系都有一门必修课,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亚里士多德的遗著中,有一部分内容放在探讨自然学(Physics)之后,尚未定名。于是,后代学者就以“自然学之后”或“物理学之后”称之,这就是“形而上学”一词的来源。意思是说:自然学探讨有形可见、变化万千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原理原则”,应该是另一种学问探讨的对象。形而上学的目的正在于此。西方哲学家习惯于把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冠冕,亦即哲学中*高深的领域。如果我们对于现象界或经验界不够满意,想要找出宇宙与人生的根本真相,那么我们就会走到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中。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句话就是:“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他首先以感觉作为例子。譬如,人有视觉,就总是希望对一件东西能够看得更清楚,由此可知,人类总是希望对真相有更多的了解,获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是否能对亚里士多德这一点主张有所质疑呢?答案是:不能。因为我们一旦质问亚里士多德,他凭什么提出这项主张,那么我们这种态度不就是一种渴望求知的天性的表达吗?因此,不管由正面提出理由支持亚氏的论点,或由反面质疑亚氏的主张,事实上都表现了“人类天性渴望求知”。
思想方法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但有些人求知的时候,只是凭借着原始的本能,靠着感觉产生一些印象,并将之视为真理的全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求知欲必须配合适当的方法,才不致对真理有所误解。
关于思想方法,亚里士多德首先谈及逻辑。所谓逻辑,主要是探讨思想本身的规则,使我们的思考活动得到一个适当而有效的方法与工具。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成概念、判断及推论三个部分来探讨,这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创举,连后来的逻辑发展,其讨论范围也以这三者为主。
首先,所谓概念,就是名词。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先厘清所使用的名词或概念之意义。意义不同于意象,意义是一个名词的客观内容,意象则是由人加于名词之上的主观成分。譬如“龙”这个字,字典上有其固定的意义,但在不同的人看来,则会有不同的意象。中国人将“龙”视为一种崇高的民族象征,并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但西方人却将之视为恶魔的象征。这些心理上主观的想象均属于意象。逻辑要求我们必须将主观之意象去除,只保留客观之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进行思考或讨论的**步,唯有遵守此一规则,在讨论上才会有交集,否则若是各说各话,在思想上根本难以沟通。
其次,当我们将概念的意义界定之后,接着就要作出判断。所谓判断,就是将两个概念用“是或不是”连接在一起,譬如,“这根蜡烛是红色的”或“今天是雨天”,亚里士多德将所有的判断分为四种格式。**种是全称肯定判断。譬如,“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勤劳的”。第二种是全称否定判断。譬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勤劳的”。第三种是特称肯定判断,譬如,“有些中国人是勤劳的”。第四种是特称否定判断,譬如,“有些中国人不是勤劳的”。只要仔细去分析,任何述及事实的语言,实际上都是由这四种格式所组成。
逻辑学中的第二个部分是推论,推论有基本的形式,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法作为说明。所谓三段论法,是指“一种论证,只要假定某事成立,则其他事物亦因某事之真而随之必然推衍出来”。深一层言之,所谓“假定某事成立”,就是指论证的前提,所谓其他事物,则是指结论而言。亚氏的三段论法是由大前提、小前提及结论所组成。譬如,我们以“凡人都会死”为大前提,以“苏格拉底是人”为小前提,便可推论出“苏格拉底会死”此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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