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望得见**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