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捉摸之敌,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骑兵军队的运动战。纯军团兵力在这样的低烈度战争中会表现得相当糟糕,因为此类战争需要小规模和可分散的部队、远甚于突击力的投射力以及尽可能多的骑兵,唯在茂密的森林和高山地形除外。不仅如此,此类战争通常不需要军团里那么高度发达的工程技能。
军团被训练为一种紧密集中的大规模兵团去作战;它拥有的投射力微乎其微,因为极少有“派勒姆”,而用手投掷的“派勒姆”的射程通常不超过100英尺。“不仅如此,军团骑兵只能提供侦察员和警戒哨;它不足以适当地抵挡敌方骑兵,更完全不足以独立地用作重型“突击”骑兵,或以东方马上弓手那种方式从事对敌方步兵的骚扰战术。轻装的或以其他方式更为机动的兵力能对军团部队发动打了就跑的袭击,军团部队却只能朝敌方力量**缓慢但不懈地推进,以围困或强击攻陷之。
鉴于军团部队的专门化程度与其战术局限,辅助部队显然不仅是军团的添加物,而且与其互补,就像很久以前就被指出的那样。“’多亏了辅助部队,罗马人能够避免将其公民人力稀释进它不适合的各个兵种,例如骑兵啪和投射部队、弓箭手和投石器操作手。与此同时,军团部队的特殊能力赋予它们对敌人和不可靠盟友的“升级支配”,因为说到底,它们总是能在高烈度战争中压倒辅助部队。军团部队无法阻止辅助部队逃遁,但它们能十拿九稳地在野外战役或围困战中击败之,除非条件极为不利。在西42维利造反(公元69年至70年)期间,不利条件确实占了上风,当时两个军团(阿劳迪五军团和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兵员减损,食物短缺,被怀有贰心的巴达维辅助部队围困在位于下日耳曼的选址不当的维特拉营寨,并且遭其屠杀;四个军团(日耳曼尼卡一军团、加利卡十六军团、马其顿四军团和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后来被迫向造反者投降或投诚。
西维利造反具有军团与辅助部队之间战争的一般特征:八个巴达维辅助步兵大队造反,而西维利本人既是辅助部队军官,又是一位部落酋长(另两位**的造反者阿米尼乌斯和塔克法里纳斯亦如此)。
战争是历史*悠久、往往也*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