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丛书的一册，是科学家们赴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长江源头、雅鲁藏布大峡谷、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以及中国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各大冰川分布区进行数十年科学考察、研究和探险活动的真实手记，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手科学资料，配有珍贵、精美的照片，内容或可歌可泣，或发人深省，或使人振奋，或饶有趣味，青少年读者定能从中得到启迪和力量！
本书是“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丛书的一册，丛书是科学家们在考察探险中留下的手记文字，或可歌可泣，或发人深省，或使人振奋，或饶有趣味，记录了他们的风雨历程，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手科学资料，表现了他们爱国奉献的崇高情怀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自序
我的“天敌”——高山反应
命运注定我一辈子要与高山、高原打交道。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高山病会成为我的“天故”。“天敌”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不太准确，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吧!高山病确实是始终陪伴着我，且没法得到解决，也许是天生的吧!我的高山病性质应该是属于一种急性反应的，它的高程界限是海拔3000 米。对待高山病我的结论是并不可怕，虽说痛苦万状，但它还是可以适应的。在它面前我从来没有退缩过，于是才有从1959年(24岁)到l 998年(63岁)20次上青藏高原从事科学考察和探险活动的经历。因此我总是告诉朋友，西藏这地方，不能不去，高山反应并不可怕。
我们知道，愈高的地方，空气愈稀薄，缺氧、气压减小构成人类生存的严酷条件。像青藏高原��样的地方，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大概只有我们赖以正常生活的平原的60％，对我们习惯于平原生活的人来说，一到这种高海拔地方，由于缺氧减压，生理机体上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就要以各种生理器官产生变形来适应这个环境，就会产生病痛等一系列症状，严重的会引发以心肺为主的并发症。当然，由于各人的适应能力不一样，高山反应的症状也就不一样，表现有重有轻，也有少数人是没有感觉的。我的高山反应却是一到海拔3000米很快就会表现出来，而且很重，我称之为急性高山病。一到这高度，譬如从拉萨贡嘎机场下来，要不了几分钟，我就会感到腹部作响，有气外逸，要打嗝。外面气压小了，身体内外产生压差，肚子里的气就要出来嘛!接着是头晕脑涨，两腿发软，浑身乏力，全身的细胞失去了活力，对周围环境开始索然无味和产生一种厌烦心理，心跳加快，气短易喘，食欲皆无，进而会头痛欲裂，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吃点东西都会呕吐，还会失眠、便秘等等。对此我的经验是心理上不要害怕，相信自己的身体主要器官是没有问题的，于是耐心休息，忍耐着，让它适应；实在痛苦的时候才吸点氧气，以求缓解。到西藏，千万不能感冒了(因此保暖的羽绒衣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少的)，不要剧烈活动。感冒了容易引起肺心病、脑水肿等并发症，那就麻烦了，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在高原一旦感冒了，不易好，吃多种药都不见**，拖久了，会大伤身体的元气；其次一定要重视休息，要给高山反应一个缓冲的适应时间，否则高山反应容易加剧。鉴于此，上高原者，一定要作身体检查，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或胃病者不宜上高原或适可而止；应该带些常备**，备些流质食品和适合自己的开胃食品，可能的各种水果、酸糖、果丹皮等开胃的都是可以的。像我这样急性高山反应者，年轻时一般去拉萨适应性休息三四天也就可以熬过去了(年龄大了要五天)，适应过来后再慢慢加大活动量，大概半个月以后就能和驻地部队打篮球了。记得我1959年参加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首上高原，来到川西过折多山到一个叫八美的地方，海拔也就是3000米多一点，高山反应就来了，难受得不行，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我**体验到了高山反应，也由此知道自己是易产生急性高山反应的体质，以后多次进藏，也都是如此，绝无例外，我只能认了。但我那时仗着年轻，也从来不放在心上。许多人说我体壮如牛，都不太相信我会有严重的高山病，就连家里人亦然，我也没办法。后来高原上去多了，一起去的朋友才知道这是真的。20世纪80年代，我和夫人陪日本朋友从北京去五台山游览，一上到海拔3000米的南台、北台，我马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喘气，躺在高台草地上都起不来了，于是赶紧叫上汽车下山，夫人也从此更是禁止我上高山高原工作了。顺便带一句，其实我们考察队员有个惯例：到高山高原探险考察，吃苦遇险等事，回来后从来是不和家人讲的。
人生苦短，时间飞快。从1973年开始，我国开始大规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我作为**人员参加，从此几乎每年都要上青藏高原，仍然每次都要经受高山反应的痛苦考验。
我受高山反应之苦，严重时导致休克，死去活来的经历也有好几次，* 早一次是在1980年6月(45岁)。当时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上百名各国科学家与会，中国人将丰硕的青藏高原研究成果**公布出来，今全世界科学家为之震惊，令全体中国人为之骄傲，确立了我国的青藏高原研究处于****水平的地位。会后要带外国朋友进藏进行从拉萨到友谊桥的科学旅游考察，我和郑度等人是打前站的，更要辛苦一些。在此之前，我的岳父病危住院，我陪床一个多月，缺少睡眠休息，精疲力竭，体质大为降低。随队来到拉萨，我住在自治区**招待所二楼西头的大房间内，当时高山反应就袭来了。我忍耐着，不想半夜起来撒尿，由走道从西到东要走较长一段，好不容易到了厕所，一泡尿尿完，人就突然失去知觉倒在地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估计不长)竟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厕所的水泥地上，当时一身冷汗出透，也没有在意，爬起来慢慢摸着墙壁回房间继续躺下，没有和任何人谈起此事，但自己心中有数，知道当时自己休克了。
随后，1981年，我和王震环、李明森在成都分院要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沿成都——康定——一理塘——稻城、乡城——虎跳峡——大理——下关～昆明一线，作科学旅游路线的调查。记得一过川西折多山赶到理塘，海拔升到 4000多米，在理塘运输站吃早饭时就已感到高山病严重起来了，食之无味，直翻胃打嗝，忍耐着随车往南直开上理塘南海子山。此时海拔已升高到5000 多米。海子山是个高冰碛平台，我是旧地重游。1960年我在导师罗来兴的带领下进行南水北调考察时曾到过这里，发现它是一个古冰碛平台，**提出了青藏高原有小冰盖(冰帽)的论点，海子山就是典型实例。20年后我又旧地重游，我一时激动起来，在这5000米高的冰帽平台上奔走，观察照相……忘了这个高程上我的高山反应，终于顶不住了，眼前直发黑，我赶紧坐在地上，又一次休克过去。远处坐在车上等待我的王震环和李明森在叫我，我醒过来以后，装作没事儿，踉踉跄跄地回到车上。大概我的脸色很难看，而且开始呕吐起来，于是他们叫车子急速南下，离开这个高平台。
1987年，中科院地质所郑锡澜组织中日联合队攀登藏南喜马拉雅山的库拉岗日峰(7756米)，邀我(地理专业)和黄复生(昆虫专业)、王金亭(植物专业)参加登山科学考察。我们和日本朋友一起乘飞机到拉萨，照例我的高山反应又来了，但全队在拉萨未停留，第二天队伍就往南拉到洛扎县，我没法适应过来，随队过雅鲁藏布江爬上甘巴拉山口到羊卓雍湖畔的浪卡子县，在招待所一住下来我就休克过去了，随队的日本医生来抢救，给我挂起了瓶子打点滴，好不难受。浪卡子这鬼地方，海拔4200米，大概小环境特差，到这里普遍感到高山反应加重；当时我还有些感冒。随队被拉到库拉岗日峰北麓的登山大本营，海拔已达5000米，竟在帐篷中躺了十多天才逐渐适应恢复过来，得以转入野外工作。
这次考察回来，我到北大医院检查身体，心电图显示不正常，医生在了解我多次进藏都高山反应严重的病痛史后，根据验血结果，诊断我心脏右动脉血管变形，有些弯曲，导致血流阻滞。医生告诫我再也不要进藏工作了，于是我也知道自己心血管有了毛病。
俗话说：“干千年，湿千年，干干湿湿一周年。”这是指木材的储存，对于人体来讲，也是同样道理，就是说你上高原高山工作有高山反应，几个月之后适应过来，这时又要下山回内地了，叉要适应“低山反应了”，如此长期多次反复，人的内脏器官是受不起这样折腾的，免不了就种下祸根，到了年纪大了，病难免就要爆发出来。我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于是我对青藏高原的探险考察研究不得不间歇了一下，间歇时到哪里去了呢?还是心系青藏高原。我跑到与高原紧邻的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了，去研究沙漠环境的变化与青藏高原强烈隆升的对应关系。沙漠虽说环境条件也十分恶劣，但是它海拔不高，不会有高山反应，我又何惧之有!没想到这一去就是近十年，遂有了我五次穿越大沙漠，深入到沙漠腹心探险考察的非常经历。
1994年4月，我和高登义(大气物理学家)、李渤生(植物学家)共同论证并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大峡谷，这是20世纪末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我们当时就意识到大拐弯峡谷核心河段尚有90多公里的无人区几次考察都没有通过，这就成了对我们的又一种挑战，成了我们的又一块心病，又一个要去圆的梦!于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牵头，制订了由中国人**全程徒步穿越大峡谷和科学考察的宏伟目标，历史的使命又把我再次推上青藏高原，推进大峡谷。尽管我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已多年未上高原了，但这次我还是义无反顾，铁定心哪怕是死在青藏高原、死在大峡谷，也要再次去闯一闯。于是也就有了1998年春、秋我又两次进大峡谷的“*后”经历。
人生如白云苍狗，时间不饶人，年岁不饶人。1998年，我已逾花甲，63 岁了。重上高原当然是力不从心了，高山反应依旧，特别是适应的时间要拉得更长，因此这年两次进藏我都是提前一周而行。春季预备考察时，我是和同龄的王富洲一起先进藏；秋冬进藏我请张文敬教授陪我同行，先到拉萨作适应。
1998年4月要进藏，年初作家马丽华到京，知道我有高山反应，送我半斤红景天干粉，让我天天吃些，说是能预防高山病，我照办了。但是一到拉萨，我从机场取行李开始就感到高山反应来了。我告诚自己：终究又十年未上高原了，千万不要激动，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切行动要缓慢，要比常人慢一拍。说是这样说，接我们的车沿雅鲁藏布江去拉萨，我注视着久违的高原大地，突然看到雅鲁藏布江中牛皮筏打渔船在江中漂荡，就按捺不住地激动起来，叫司机停车，急跑到江边去拍摄，回来已是上气接不上下气，跌跌撞撞摔进汽车座内；到了拉萨住进喜马拉雅饭店，体育旅游服务公司的朋友热情接待我们，我又忘乎所以，背上背囊跟着接待员急上三楼住宿，爬到二层已两眼发黑，坚持着爬上三楼就一下休克了，摔倒在走廊，吓得王富洲和接待人员够呛!七手八脚把我这二百来斤抬入寝室，请来医生抢救，赶紧吸氧。我醒来以后，照旧是冷汗淋漓。我想，马丽华送我的红景天干粉白吃了，对我不管用!
自治区原体委主任洛桑达娃来看我，送上红景天口服液，要我**两支赶紧暇用，说是对缓解高山病有好处，于是那几天我就认真吃了，结果也是不管用。这只能说明我这种急性高山反应体质的人，对这些**药也是不接受的吧!
虽说吃尽了高山病的苦头，但我从未害怕过，因为高山病是可以适应过来的。我总认为，人到地球上来一遭不容易，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做人就要多讲奉献，总要为**、民族、人民多做点奉献，留下点精神。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稀里糊涂过日子，活得虽长，不是我所追求的。
目睹死亡的历险
我在科学探险生涯中，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危险，但都大难不死，总的讲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当然大难不死之后，我从未有过必有后福之类的奢望。
1960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随吾师罗来兴先生参加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科学考察队，在岷江上游考察。那时岷江上游还是秘境，两岸的山上多原始森林，沿江只有用于开发森林的简易公路。考察队在沿江考察途中，队伍走的稀稀拉拉，正好遇上江对岸山头伐木放木(叫飞鸿，一种原始落后的搬木方式)，有一大木头一下跃过岷江打到这岸，考察队中的四川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被飞木打得粉身碎骨，影踪皆无，这是意外的悲剧。那年代，山上伐下的木头除车运外，许多是飞滚入江中，顺水漂流而下，到下游如都江堰一带回水处才收木，既浪费了木材、也很不**。
1961年川西考察，时值五四青年节，一帮年轻的考察队员以冲天的干劲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早就上山工作。当时藏区还很不**，随队配备了不少解放军战士负责保安工作。那天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四年生)上山作地 质考察，负责保卫的小战士坐在山麓石头上擦枪，不想突然走火，竟打在上方山坡上的一个学生身上，致其当场死亡!记得该生是东北人，黑黑的高个子，在康定时我们还在一起打篮球呢，又谁能想到没几天他竟然遭此不幸!
大概是在1974年藏南考察时，地球物理所搞地震研究的一个年青人在亚东河畔捞柴火，大概有高山反应，突然栽倒落入亚东河，被冰雪融水的急流卷走。
1976年，考察结束后，在川藏公路上，车队中的一辆卡车坠入百米深的山沟，坐在车头中的考察队员，人民画报社摄影记者郑长路当场死亡，司机受重伤……
说起探险考察，有时似乎有运气这东西存在。我青藏考察中的领导，也是朋友王震环，从部队复员下来就参加青藏考察的行政后勤组织领导工作，为人耿直敬业，但是他在考察中举凡坐车就总会有翻车而他却大难不死的经历，这在考察队员的口中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事实又不由你不信。记得1980年夏，北京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会后带外宾进藏作科学旅行，王震环带领先行组在前面探路开道，在沿友谊路去樟木探路途中翻车住院。80 年代后期，我和李明森在王震环领导下去川西横断山脉地区作开展国际科学旅行的路线选择和考察，我和李明森还私下多次议论，说此行路线长，路线险而时间又短，和老王一起坐车容易翻车，我们更要加倍小心，不要太急了，一定要格外重视**，不要再翻车了等等。不想车过大理、下关，往昆明开的途中，还是出了事。当时天下着小雨，路很滑，缺乏经验的司机突然一个急煞车，吉普车失控，直往左前方路边撞去，撞断路边一棵碗口粗的树，作了个360。的前滚翻，落到下方水稻田边，四轮朝天。当时司机和老王坐在前排，头都撞出挡风玻璃窗外，满头鲜血。我和李明森坐在后排，车座和油箱都压在我俩身上，汽油浇了我们一身。我俩左右两侧都被擦伤，幸好未伤及筋骨。车子是肯定报废了。被从车中救出来后，我还当场抢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随后司机和老王被过路车急送医院住院救治，我和老李也返昆明养伤，这是我的一次大难不死的历险。当时也不感觉怎样，实际上也是很后怕的。我想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和研完，在20世纪中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和国际地位，这不仅是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们的功劳，像王震环这样的默默无闻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者也是功不可没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吃了不少苦，遇了不少险，我把这些经历看成是大自然赐予我的一种财富。我将这些经历写进这本小书，略表敬献之意。

八进世界*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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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柏‘神树”的启示
雪崩堵路
嘎隆在冰雪地貌
深入大峡谷腹心
吊索桥
瀑布
活麻，旱蚂蟥和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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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