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郭汝瑰、黄玉章任主编，田昭林、王文荣、张毓清、戚厚杰任副主编，萧克题写书名。参加编写和编审的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军事史的专家，他们查阅了大量**和地方档案馆的抗战原始档案，参考了日、美、英以及我国大陆、台湾出版的300多种图书，经6年写作、4次修改，得以完成。本书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历史,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日本侵华，以及中国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真实面貌；站在**战略的高度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按事态的发展（同时也是按地域、地区），将正面战场上开展的主要战役、战斗都作了介绍。每一重要战斗，都交代背景、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与兵力部署、作战经过，并对中国军队的得失加以评析。

**部分：绪论
写作动机及指导思想

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展开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终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配���下”〔3〕获得的。中国所有参加抗战的政党、**以及各**爱国人士，虽然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在精神和物质的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战争的胜利和他们作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的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的延续、发展造成的，也是中、日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当时具有中国特点和进步意义的特殊现象。
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闭关自守，科技落后，武备不修，鸦片战争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经过105年之久，才摆脱被瓜分的危局。如此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应忘记。为了振兴中国，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日战争史，应该“全面地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借以启迪后人，指导将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7〕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无不优为之。”〔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国民党将领。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9〕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10〕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11〕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

绪论
**章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第二章 “七七”事变和平律作战
第三章 华北作战
第四章 华东战局
第五章 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
第六章 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八章 走向*后的胜利
后论
后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的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本书完整地记录了正面战场各个战役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