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众民主”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主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威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这一切被作者加赛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并在这部影响**的作品中做了详尽的表述。在书中，作者对于公众主导社会生活所包含的危险性进行了准确地预见(后来欧洲公共生活的巨大灾难不幸应和了作者的预言)，并进而质疑了公众能胜任这种支配角色的带有先验特征的命题。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是有巨大帮助的，这也是我们将这部著作引见给中国读者的*主要的动机。

大众的反叛与欧洲的前途——中译者引言
英译者导言
作者序言
**部分
**章 大众时代的来临
第二章 历史水平线的上升
第三章 时代的高度
第四章 生活的改善
第五章 一项统计事实
第六章 大众人的剖析
第七章 **的生活与平庸的生活，或勤奋与懈怠
第八章 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为什么他们的干涉总要诉诸暴力？
第九章 野蛮主义与科技
第十章 野蛮主义与历史
第十一章 志得意满的时代
第十二章 专业化的野蛮主义
第十三章 *大的危险：**
第二部分
第十四章 谁统治这个世界？
第十五章 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附录
索引
译后记

印象中，西班牙裔文化名人都有某种感伤、阴郁的共同气质。乌纳穆诺的代表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以及桑塔耶纳的《英伦独语》、《麦布女王》、《查尔斯·狄更斯》等名篇的语调都是低回的、絮叨式的，仿佛心事重重的样子。这种气质甚至影响到了法国人加缪。作为横跨哲学与文学两界的学者，加缪的生活中有许多西班牙至交，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与萨特那场**的决裂其实是早晚要发生的。
今年读到另一位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比之两位同胞学者，他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慷慨激昂，出语铿锵，好下断言，然而其中的悲观色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加缪一样，奥尔特加也是知识**；加缪痛惜神在20世纪的缺席，改由历史宰制一切，在《反抗者》一书中，罗伯斯庇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历史的反抗”受到加缪的严厉抨击。他一定会对奥尔特加这本写于1929年——其时欧洲的劫难刚刚开始在德国酝酿——的书产生强烈认同，因为奥氏分析的正是那种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大众暴力，及其延伸到20世纪的产物——大众民主，一种似乎已经制度化的大众激情。加缪反对那种套用黑格尔公式的反抗，认为其无所不用其及，是为反抗而反抗，奥尔特加研究的则是这种反抗作为祸害的客观表现。他生活在民主之光逐渐普照人间的时代，却表现出对大众深刻的不信任乃至敌视。
与生性拘谨、好用文学隐喻的加缪不同，奥尔特加毫不隐瞒他的精英意识：世上生来有**和大众两种人之分，前者是那些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人，后者则甘于平庸和随波逐流。“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在这一关于时代特征的基本论断之下，所谓人人平等非但是一相情愿，反而容易成为点燃暴民之火的舆论薪柴。加缪经常称大众革命不合乎“美”的标准，这跟奥尔特加相比实在过于委婉了，后者很干脆地断言：大众要干涉一切，而且总要诉诸暴力。
奥尔特加的研究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风上都与“大众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有传承之处。奥氏把大众的危险性从勒庞的近代延伸到现代，延伸到欧洲看似趋于稳定的民主社会里。因此，他比勒庞更清晰地显现出古典自由主义信徒的特点，站在自由主义一边反对集体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更要坚决捍卫秩序而反对任意的民主化。他*担心的就是国民为了一己私利四分五裂，置**安危于不顾。然而，奥尔特加的自由主义又是十足悲观的，他看不到正在一点点流失的传统有什么挽回的希望，他无可奈何地承认，破坏秩序要比恢复秩序容易得多。加缪称奥尔特加为“尼采以后*伟大的作家”，伟则伟矣，其中的悲情也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是奥尔特加*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