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文明的幻影
此时,我正致力于描绘一幅以近代日本为主人公的故事画卷,这个故事始于一种文明的消亡。
日本近代可以说是在活生生地斩断了与古代日本的制度、文化遗产的血脉相连后构建起来的,对这一陈旧的常识性观点我想已无须赘述。然而这种斩断所意味的一种独特文明的消亡以及它所包含的种种含义,我们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岂止是足够,我们不是都还对近代日本文明只是同一主体换上了时代新装(而其实质并未改变)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吗?也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所有近代文明的变迁不过是日本文化这一主体在不同时期一脉相承的演变���已。
事实上我们俗称的江户文明或德川文明作为只有一次生命的有机体已经寿终正寝了。该文明确立于18世纪初,贯穿了整个19世纪,它只是一种古代日本的生活方式罢了。明治时期**的日本问题专家张伯伦(Basil HallCha.mberlain,1850~1935)曾赞叹道:“那时(1750年至1850年)的日本是独特的、画卷般的社会”。文化不会灭亡,民族固有的特质也不会消失,它们只是会改变。而文明,即具有历史特性的总体生活方式,是会消亡的。倘若我们把在某一特定宇宙论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有独特的社会结构、习惯和生活方式,与自然万物生灵息息相关,并且通过包括餐具、服饰用品、玩具在内的器具反映出来的总体生活方式称之为文明的话,那么我们祖辈18世纪初至19世纪的生活就无愧于“文明”之名。
那么它是何时消亡的呢?当然,这不是能确定具体年代的问题,也无此必要。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论这一文明在昭和年代初期是否还隐约闪烁着余晖,至少到明治末期它已经消亡了。而告诉我们上述事实的,实际上正是来自异邦的观察家们的著述。不论他们以怎样的笔触来描述日本近代经历的跌宕起伏,事实终究是不会改变的:这段历史始于对一种文明的扼杀和葬送。所有人都可以承认扼杀和葬送是历史的必然,甚至也看得到其中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追问灭亡的是什么,不,被灭亡的是什么,那么想从本质上追根溯源地探寻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根本就是徒劳的。
敏锐地洞察到近代日本是在前代文明消亡的基础上构建起来这一事实的,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外国人。张伯伦于明治六年(1873)来日,明治四十四年(191 1)离开日本。他在为1905年的《日本事物志》第五版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笔者要反复强调的是:古代日本已经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崭新的日本”。这不仅仅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或是日本的变化,而是一种文明的寿终正寝。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日本事物志》称为古代日本的“墓志铭”。“古代日本已经死去。处理尸骸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埋葬。……这本拙论,就相当于所谓的墓志铭,不仅颂扬逝者非凡的美德,而且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不足.之处也一并记录在案”。
日本近代登山先驱威斯顿(Weston,1861~1940)也在大正十四年(1925)出版的《寻访不为人知的日本》一书中写道:“明天的日本在物质上的进步与革新看起来要远远胜过今天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可以肯定日本将成为更富强的**。可是要想回到从前质朴单纯、美丽如画的国度是绝不可能了”②。“质朴单纯、美丽如画”的描述当然也包括了自然景观,威斯顿是将日本阿尔卑斯介绍给欧洲的人,正如英国商人克洛(ArthurH.CrOW,生卒年月不详)于明治十四年(1881)攀登木曾火山时,一边感叹“这个未曾被人类破坏的天外美景”,一边也为将来某**这里会有新修铁路,游客纷至,宾馆林立等变化而叹息,威斯顿也一定屡屡为如画美景遭到破坏的事实而像克洛那样扼腕叹息吧。当然,威斯顿的叹息不仅仅是为了美景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风景中有人,以及由人构建起来的生活。“质朴单纯、美丽如画”包含的首先应该是交织在风景中的生活情趣吧,而这种情趣已经永远地消亡了。
克洛在木曾的山里看到了令他无法忘怀的景象。在那个叫须原的小村庄,日暮时分,村民们“结束了**酷暑难当的劳作,领着孩子在村里**的马路上聊起家常,享受着傍晚的清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潺潺地流过道路**,年轻的姑娘们“三三两两你追我赶地抱着木桶跑向洗衣服的地方,她们要打来河水沐浴”。孩子们忙着捉迷藏,就连身背着和自己差不多一般大小孩子的小女孩也不例外。看到“这个小小的社会沉浸在和谐融洽、温馨幸福中”,克洛十分感动。这是发生在明治十四年的事情。威斯顿作为传教士**踏上日本的国土是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克洛在须原看到的生活情景到那时应该仍随处可见吧。
当然,张伯伦、威斯顿是在亲眼见到古代日本几近消亡时写下上述内容的,而早在幕府时代末期,那些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就已经预感到了这种变化。例如,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在安政三年(1856)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严肃的反省——变化的先兆——新时代无可置疑地拉开序幕,日本会迎来真正的幸福吗?”这**正是下田玉泉寺的美国领事馆挂起“这个帝国(指日本)*初的领事旗的日子”,这一记录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吧。此时的哈里斯刚踏上日本国土不过两周时间,他预感到了这个**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对巨变中可能失去的东西尚未有确切的判断。然而就在两年后,他对在下田靠岸的英国额尔金使节团的一位舰长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在向日本人致以“热忱由衷的礼赞”的同时,认为“欧洲文明和异教信仰将破坏这个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近乎**的生存体系,总之,如果无法一开始就提供一种可替代的体系,那么悲惨的境况和革命的纷乱就将在这个**长期持续下去”。对此,他也表明了“自己想为之贡献一己之力的满腔热情”。
休斯根(Henry Heusken,1832~1861),一个有才干的翻译,一直追随着哈里斯。他在同当时江户幕府官员持续交涉通商条约的安政四年(1857)12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让我刚刚开始萌生怜爱的**啊,现在的进步真的有益于你们的文明吗?我赞美这个国度中人们朴素的习俗和毫无矫揉的纯真。看到这个**的富饶,听到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看不到一丝悲伤、感受不到丝毫痛苦的我却……哦,神呀,我无奈地发现,眼前的幸福情景正在渐消渐远,西方人正在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罪恶”。
此时的休斯根正在同当时的幕府官员进行着通商条约的谈判。他对日本已经有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观察,因而上文绝不单单只是游客落俗的感伤。同样,长崎海军讲习所的教育队长卡廷迪克(Huiissen van Kattendi{ke,1816~1866)1859年回国时也已经在长崎生活了两年多,对这个**的生活有了充分的认识。他曾感叹道:“我曾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一定要让我回来这里,再次亲眼见到这片美丽的土地。可是,一想到这个得到上天厚爱的国度今后将遭遇不可预知的灾难,我的心就被恐惧紧紧攫住,眼前一片黯淡”。他确信自己要带到这个**来的文明要“优于日本自古以来所传承的文明”。可是,这种文明“果真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吗?对此他毫无把握。卡廷迪克率领下的荷兰海军教育队的随队医生庞贝(Pompe vanMeerdervoort,1829~1908)认为强迫日本打开**,是一种硬闯入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一举将其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相互依存关系捣毁”的恶劣行径。教育队回国后,他仍留在长崎生活至文久二年(1862),亲眼见证了开国后日本人的堕落,他感慨万千。
这种文明的破坏连一个叫鲁道夫(Fr.Aug.1uhd6rf,生卒年月不详)的货物装卸工都预感到了。他曾在安政二年(1855)来下田的普鲁士商船上工作。“日本人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可这如同将自家房屋的基石搬掉一块一样,不久整个墙壁都会轰然崩塌,之后日本人将被瓦砾埋葬”。
异邦人预感到并很快亲眼目睹了古代日本文明之死。不仅仅是各种制度、文化遗产、景观的消失,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有机生命体——一种独特文明的消亡,我们必须再次明确这一重要事实。张伯伦称之为“古代日本墓志铭”的《日本事物志》是一本类似于日本百科事典的读物。正如他在1934年第六版的序言中写到“不得不删除已经索然无味的条目”那样,自该书**版出版(1890)以来,在四十多年的岁月中已经有若干“日本事情”消失了。而另一方面,只要稍微翻看一下按英文字母排列的目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版出版以来的相当一部分有当时日本特色的事物仍保留至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个独立的现象,而是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总和。并且,只要所谓文明指的是该意义上的整体构架,那么即使在摩天大楼上继续祭祀稻神,即使茶道、花道的宗师长生不老,这些表象也不过是张伯伦称之为“年轻日本”的新文化复合体,即作为一个部分镶嵌在现代文明中而已。文化犹存,文明已亡。曾经熟悉的拍羽毛毽游戏已不同于当今新年里所见到的,曾经飞舞在江户上空的风筝也已同今天东京的风筝形同神异。贯穿于这些个体之中,并赋予其特殊意义的相关背景已有了巨变。就如同搭建积木,新搭建的图样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了,而将作为新图样的一部分残留下来并被重组的旧痕迹称之为传统是多么无意义的错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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