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为《资治通鉴》**辑，包括战国时代•吞并六国、楚汉相急•匈奴崛起、黄老之治•开疆拓土、宫廷斗争•万里诛杀4册。
柏杨精深的中文造诣使这个译本成为*通俗易懂且*受好评的译本。这个版本*大特色是柏杨先生将古代生涩的专业名词、官职、地名、天文学名词等进行了“现代语言”翻译。此书不但保留原书史评，而且采纳了后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常以如太史公言一样“柏杨曰”的形式，对重要的事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进行了入情入理的总结和评价，这也是本书*有价值、*精彩的部分。
《资治通鉴》涵盖了中国1362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柏杨耗时十年将其译解成现代语言，并亲手增绘历史地图，注入了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 本辑为《资治通鉴》**辑，包括战国时代•吞并六国、楚汉相急•匈奴崛起、黄老之治•开疆拓土、宫廷斗争•万里诛杀4册。

战国时代·吞并六国：
公元前四○三——前二九一年
战国时代
１ 晋国（**新田【山西省侯马市】）长期以来，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空拥虚名，只在形式上，看起来晋国仍是一��完整的独立封国。本年（前四○三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亦即晋国三位国务官（大夫）：魏斯当魏国（**安邑【山西省夏县】）国君、赵籍当赵国（**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国君、韩虔当韩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国君。晋国被三国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
司马光曰：
天子*重要的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礼教中*重要的关键，就是严守等级（分）；等级中*重要的关键，就是匡正名分（名）。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等级”？等级就是君臣官民，上下有别。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官阶大小，身价高低。四海之广，亿万之众，被高高在上的某一个人管辖，人民纵然有盖世武功和高度智慧，都心甘情愿的听从他的指挥，为他奔走服役，原因何在？在于有严格的“礼教”作为“纲纪”。所以天子统御三公，三公统御封国国君（诸侯），封国国君统御国务官（大夫），国务官统御人民。节节相扣，层层控制，权贵支配贫贱，贫贱接受权贵的支配。高官贵爵之驱使小官小民，犹如身体之驱使四肢，树根之支配枝叶。小官小民之侍奉高官贵爵，犹如四肢之保卫身体，枝叶之保护树根。这样，互相配合，**才能长治久安。所以我特别指出：天子的重要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
从前，周文王姬昌研究排列《易经》，认为乾（阳）坤（阴）属于**顺序。孔丘解释说：“天至高**，地至低至贱，阴阳定位。高者自高，低者自低，贵贱定位。”是在强调：君王和人民，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跟天和地之间的关系位置一样，绝不可改变。所以，《春秋》在记载史实时，故意贬抑封国国君，尊敬**。凡是皇亲国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摆在封国国君上面，足以说明圣人（孔丘）对于君王和臣民之间的分际，一直寄以特别的关切。除非是遇到姒履癸（夏桀）、子受辛（商纣）之类的暴君；或除非是遇到子天乙（汤）、姬发（武）之类的仁君，人民归心，上天保佑，才可以改变。否则，君王和人民之间的名分，当永远保持，并且不惜为保持这种名分，牺牲自己生命。想当初，假如子启（子受辛的哥哥）代替子受辛（纣）当君王，商王朝不会灭亡，祖先子天乙（成汤）的荣耀，可永配皇天。假如吴季札当吴王国的君王，祖先吴太伯的祭祀，也不会中断。然而子启、吴季札二位先生，却宁愿**灭亡，也不愿当君王，原因是，他们认为不可破坏礼教大节。所以，礼教中*重要的是等级永远不变。
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丧失官位（名）和权力（器），礼教怎能单独存在？从前，卫国仲叔于奚，对**建立大功（齐国攻击卫国，在新筑【河北省大名县南】会战，卫军大败，新筑平民仲叔于奚聚集兵民，击退齐军，救出卫国当权国务官孙良夫），卫国赏赐给他一个村落（邑），仲叔于奚不愿接受此项采邑，却愿国君准许他使用只有**才可以使用的一种佩戴在马脖上的红缨。孔丘认为，宁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许他使用红缨。无他，只有官位（名）和权力（器），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君王的责任，如果不坚持原则，**就会跟着灭亡。那时候，卫国国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职，孔丘提出“正名主义”，认为名分不正，人民就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不知道做什么好和做什么不好。马脖子上的一朵红缨，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小玩艺而已，孔丘却珍惜它。确定名分，看起来不过是一件细微的小事，孔丘却置于优先顺序。只因为名分、等级，如果混乱，上下关系便无法维持。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勋业的，圣人（孔丘）有长远考虑，所以在小的节目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才图补救。矫正小的节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补救已造成灾害的弊端，则使出全身力量，却不见得可以成功。《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幾”，就是指这类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别指出：稳定等级*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从周王朝国王姬胡（十任厉王）、姬宫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败，周王朝急剧的走向下坡，法律纪律全被破坏，下位的翻过来欺凌上位，上位的权势尊严，日益衰退。各个封国，几乎全成了独立王国，互相攻杀。十分礼教，已丧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发（武）留下来的政权，却仍能够绵延不断，只因为姬姓子孙，还能够保持“周天子”的名分。这需要举一个例证：从前，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对周王国建立了大功，当周国王（二十任襄王）姬郑要酬劳他时，姬重耳请求准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仪式。姬郑拒绝，说：“这是**传统制度，从来没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礼仪的。假如有这种现象，连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会反对。不然的话，你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还请求国王批准干什么？”姬重耳畏惧礼教，不敢坚持。（前六三六年，姬郑的弟弟姬带，跟姬郑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奸，姬郑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县】，晋国国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诛杀姬带，迎接姬郑还都。周王朝和势衰后的周王国，君王们对封国国君，总是称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种政治艺术。封国国君下葬，棺材从地面用绳缒下，直抵墓穴。国王下葬，却要先凿一个隧道，把棺材从隧道中抬进去。）所以，周王国的领土，并不大于曹国（山东省定陶县）、滕国（山东省滕州市）；周王国的人民，也不多于邾国（山东省邹县）、莒国（山东省莒县）。可是，数百年下来，仍隐然是天下共主，虽以晋国、楚王国、齐国、秦国的强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过是名分尚存的缘故。至于鲁国的季姓家族、齐国的田恒家族、楚王国的芈胜家族、晋国的智姓家族，他们的力量或声势足可以罢黜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不敢。难道他们力量不够，心里不忍？当然不是，只是恐惧干犯名分，招来杀身之祸。而今晋国国务官（大夫），视国君如无物，三分晋国。周王国的国王（天子），不但不能兴兵讨伐，反而公开加封他们官爵，擢升他们当封国国君，使他们成为国际上一个成员。对残留的一点名分，不但不能维护，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传下来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或者有人以为，在那个时候，周王国衰弱，赵、魏、韩三家强盛，纵想不加分封，也办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赵、魏、韩更强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诛杀，而蛮干到底，他满可不必请求天子加封，自己干上就行了。问题在于：不请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国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类国君，必然用礼义作号召，发动大军攻打。而今却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当封国国君的，谁能说他不对？谁能讨伐他？所以赵、魏、韩三大家族之被封为封国国君，并不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坏礼教。君王和人民间的官阶身价，既不能保持不变，当然是诉诸力量，看谁的智谋*高和谁的拳头*大。结果，圣贤后裔当封国国君的，终于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岂不哀痛。
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向死亡之谷奔驰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士大夫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我们解释正名的意义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嘛。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了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高**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公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省鄄城县）再度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五世纪二○年代就成为笑柄的那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为公元前五世纪九○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恰当。刘彻（七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奭（十一任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可有任何改变。”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自称为封国国君的话，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早的和*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前四○一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

战国时代·吞并六国：
《柏杨版资治通鉴》再版序
柏杨序
柏杨再序
赵顼序
司马光进呈《资治通鉴》表
公元前四○三——前二九一年
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导读
公元前五世纪九○年代
三家分晋
公元前四世纪*初十年——二○年代
聂政刺死侠累
吴起被陷害奔楚
吴起之死
公元前四世纪三○——五○年代
秦国颁布招贤令
秦国变法
马陵战役庞涓丧命
公元前四世纪六○——九○年代
赵国厉行胡服骑射
公元前三世纪*初十年
赵雍饿死行宫
公元前二九○——前二一一年吞并六国
《吞并六国》导读
公元前三世纪第二十个十年——三○年代
蔺相如完璧归赵
赵秦渑池之会
田单火牛隈破燕
阏与之战
公元前三世纪四○——六○年代
长平会战
秦诬杀白起
廉颇被谗罢黜
公元前三世纪七○——八○年代
荆轲刺秦王
秦王朝统一中国
蒙恬击匈奴
黄老之治·开疆拓土
公元前一六○一前一二一年
黄老之治
《黄老之治》导读
公元前二世纪四○年代
周亚夫屯军细柳
七国之乱
公主初嫁匈奴单于
公元前二世纪五○年代
太子刘荣罢黜
酷吏郅都伏诛
梁王���杀袁盎
刘启诬周亚夫谋反
公元前二世纪六○年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攻击闽越王国
马邑之役
灌夫骂座
公元前三世纪七○年代
唐蒙通夜郎
张骞通西域
卫青大破匈奴汗国
浑邪王投降
公元前一二○一前九一年
开疆拓土
《开疆拓土》导读
公元前二世纪八○年代
发行“白鹿币”
李广自杀
封狼居胥山·禅姑衍
“腹诽”法
公元前二世纪九○年代
刘彻封禅·开始使用年号
开始设“州”，置刺史
攻大宛取汗血马
公元前一世纪*初十年
苏武被软禁北海
李陵兵败
司马迁惨受腐刑
颁布《沉命法》·法更残酷
皇太子刘据被逼反
楚汉相急·匈奴崛起
宫廷斗争·万里诛杀

苦心孤诣 十年磨镜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即将出版
台湾作家柏杨用现代语言译成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6年6月出版发行。此次出版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将分成九辑，以每月推出1-2辑的方式出版。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内容宏富，文采优长，其价值毋庸置疑，甚至无可替代。但它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因为它仅仅是一部帝王之书，是写给皇帝、大臣看的，而不是给老百姓看的史书。司马光本人亦毫不隐讳其编纂《通鉴》的目的就在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他的目的事实上也达到了，《通鉴》成了后世帝王的必修书，以至毛泽东都一生将它作为“枕边书”，反复阅读了十七遍，自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读《通鉴》有一定的难度，文言文并不是一般读者能理解透彻或解得其中神韵的。所以近年大陆出版过几个版本的《通鉴》白话译本，这些译本都是白话直译，多有词不达意暂不论，读起来总有隔膜，难以畅快。柏杨先生以一己之力，先将《通鉴》吃透，反刍之后再呈现给读者，加入了自己对历史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柏杨先生的历史观当然与司马光大不相同，他针对的读者不再是帝王宰相，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他的译文的口气，与原文比起来似乎完全是两码事，但又完整地保留了原来死文字的原意，这可是白话翻译的*高境界。
此次出版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作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一方面对原书的文字与所涉及的史事进行了一次全面校订，改正了大量差错。另一方面对不适合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和现代汉语规范的语词、叙说方式作了相应变通，阅读起来将更为流畅。另外，书中的历史地图、图表将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及*新研究成果重新绘制。《通鉴》所记千余年间山川地理形势有不少改变，比如黄河大的改道就有上十次，海岸线也较20年前有不少变动，新的地图将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北岳文艺出版社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分为九辑三十六册，每辑为一个发行单位，据所涉及历史重新设定书名，分别是：**辑《秦风汉雨》，第二辑《后汉兴亡》，第三辑《魏晋纷争》，以后依次为《南北分立》、《乱世烽烟》、《贞观之治》、《安史之乱》、《晚唐暮景》、《五代十国》。总而言之，它将是一套全新的、*适合当今读者阅读的《资治通鉴》。
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即将出版
台湾作家柏杨用现代语言译成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6年七月出版发行。此次出版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将分成九辑，以每月推出1-2辑的方式出版。
《资治通鉴》涵盖了中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九百年后的今天，柏杨先生耗时十年（1983-1993年），将其译解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历史地图，并注入了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亲切。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资治通鉴》的白话版，由于柏杨先生精深的中文造诣使这个译本成为了*通俗易懂，*受好评的译本。这个版本*大的特色是柏杨先生将古代生涩的专业名词、官职、地名，天文学名词等等进行了“现代语言”的翻译，使全文读起来非常流畅，像看小说一样！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如此受欢迎，因为它通俗易懂，历史上许多好书如今许多人都不敢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看不懂，一般的读者看起来会感觉很枯燥。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柏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没人读《资治通鉴》我并不奇怪，我很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看，而是看不懂，你想，一千年前的文言文，要看懂得翻多少字典啊，且语言是常新的东西，一直在随社会发展而改变，日本光是对《西游记》的翻译如今已是第五代了，莎士比亚、大仲马等作品在英法等**也都是屡次重译的。所以我出版的《资治通鉴》版本就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兵部侍郎”是什么？我把它说成“国防部长”不就懂了，其实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来做这件事就够了。”
二十三年前，台湾**作家、学者柏杨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册问世，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的欢迎，由此引发了出版界的“古籍今译热”。在当年即当选为台湾年度“*具影响力的书”。此后，《资治通鉴》又有好几个译本在海峡两岸出版，而该版本一直独领风骚、倍受青睐。
作为一位**作家，更是一位严谨的学者的柏杨先生十年磨一剑，译解出的白话版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推倒了近千年来堆积在原著和现代读者之间的重重障碍，读这部书的心情，丝毫不会受到诸如文言、官制、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的影响，比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还要畅快——因为它*大限度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期的历史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活剧，没有哪一位高超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能够代替历史来策划演绎这一切。
“一张地图，一份年表，有了这两样，历史就做成了。”柏杨先生花了大量的精力，每十年左右就制作一幅地图。加上本身《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原本复杂的历史题材，变得脉络清晰，读者很容易把握。此书不但保留原书史评，而且采纳了后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常以如太史公言一样“柏杨曰”的形式，对重要的事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进行了入情入理的总结和评价，是本书*有价值、*精彩的部分，不过如果不放在具体的行文中间，就难以有贴切的体会。更为可贵的是，文字间充满一个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充满了对民生幸福的关怀，对祖国统一的歌颂，对邪恶势力的痛斥——这些中国历史注定沉重的话题。而这一切，往往是一些所谓“愤青”所鄙薄的。
《资治通鉴》在千年的流行过程中，它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治通鉴》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但质量较高的却所见甚少，可谓“风毛麟角”。而相当一部分版本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或断章取义，或妄如评注，贻误读者。有不少读者，想读史书，又苦于时间不多；想了解历史，又限于语言障碍，但是《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这部著作是“有才华、有担当、有热情”。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
九百年后的今天，柏扬先生耗时十年（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将其译写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