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轩自传
荣辱悲欢事勿追
我的父系在明朝时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后来发明了“官话合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取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就留在国术馆做了杂役,待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他的大弟子袁斌,袁斌拿到鼻烟壶后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
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弟张子兰的传人,叫张鸿庆。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叫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
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心情非常恶劣,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
那两人*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待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
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
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间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生还,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的。
我说:“你待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了。”我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可以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干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做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
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儿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经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长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的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里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就没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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