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波及整个业界的“新闻摄影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大讨论”，因由何在，结果如何？为后来埋下了哪些伏笔？
那些“合理地”组织加工出来的“新闻照片”，何以大行其道？身背相机、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体面场合的摄影记者，到底是“摄影干部”、“无冕**”，抑或仅仅是候着听差“照相的”？
照相机，作为现代性的工具，一柄双刃剑，在为新政权服务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操控者掌握，而又伤及自身的？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对待外来影像文化，哪些人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是先觉者，还是叛逆之徒？
囊影像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否*终建立起来？在所谓的世界摄影史中呈现什么样的独特景观？

**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那**喻户晓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唱的就是这个昔日**园林的诗意情形。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一同去北海公园的除了杜修贤的岳母外，还有那位文字记者孩子的姨娘。他们共租用了两辆童车。拍照时，杜的岳母及那位姨娘没有进入画面。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修贤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新闻摄影中的“组���加工”与“摆布”问题，在当时被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虚构造假，是记者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一致反对；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方法而已。
时隔不久，分社的一位女同事在墙报上率先对杜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摄影记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拍照发稿是不对的，并请当事人考虑她的意见。
分社内更大范围的讨论由此展开，并上报了总社。
对1956年的中国新闻摄影界，乃至后来3年的整个摄影界来说，“北海公园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局甚至构成一个隐喻，并带有某些匪夷所思的预示性。
起先，杜所在的摄影组对这件事认识一致。分社同事张惠贤记述道：
杜修贤同志带孩子去拍摄出租儿童车，不是属于虚构，因为儿童车确实是杜修贤同志花钱从公园里租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带去的，记者只要遵守规章，当然也有权利去租用儿童车，这与一般游人租车给孩子坐是一样的。因此，这就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
但随着大量文字记者加入讨论，在随后的3个月内，摄影组的记者们对杜的行为及这张照片是不是“摆布”等问题，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大多停留在私人交流中，很少见诸文字。
一些文字记者倾向于认为杜这样做应属于“虚构”与“摆布”，分社领导没有批发这张照片是对的。摄影记者带去的人，目的不是游园，而是为了给摄影记者当新闻图片中的“模特儿”。
显然，文字记者的加入，使得讨论增加了不少思辨色彩，并使问题得以延伸：
为什么摄影记者不能拍摄游人租车，非得带自己人去，是不是没有人租车，我们既要拍摄公园设置的儿童车，就应该注意租用这些儿童车的人，没有人去租用，报道儿童车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人”在这张新闻图片中，构成了主要的要素，而这张图片的主题恰恰在这里，乘坐儿童车的，推儿童车的，都是我们记者的孩子。有人提出了“按照摄影记者们的逻辑”这样的话题，把杜的问题扩展到了问题提出初期还意见一致的“摄影记者们”身上，从而形成讨论过程中部分“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对峙的意味：
当然，记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是**的干部，按照摄影记者们的逻辑，记者的孩子“有权利”租坐儿童车，因而也“有权利”被当新闻人物来拍摄了。问题更被推而广之：
摄影记者带自己的孩子充当“演员”或“模特儿”，可以在选取角度上、构图上更方便，这似乎是采访中的“捷径”，如果推而广之，我们拍摄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么展览会，都可以叫记者本人或家属充当“参加者”，采访人民选举等等也可以依此类推或效仿——这种做法我们想是不应该被承认的。
此刻，杜修贤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自1953年，他所供职的新华社对照片的“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等问题正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包括总社、各地分社在内的一批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了。而此刻，如果自己的照片，被当作了“摆布”的典型，那恰恰就撞在了枪口上，无疑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抹上一笔黑。而在这一年的5月4日，杜修贤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生活现象的图片不摆布也可以拍摄》。杜介绍自己4月中旬拍摄的一张北京市青少年在北京名胜八大处春游彼此“让水”的照片，结论是“生活现象不摆布，是完全可以拍摄的，问题在于必须深入实际、深人生活、深入现场进行详细观察和深刻的思索”。他还进一步说：“只有对一个题材发生了感情，才能抓到生动的东西。怕麻烦，怕跑路，借助摆布去工作，要想拍出生动的现实生活的场面是困难的。”
怎么把杜先前的话语与“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的出现对应起来呢？
另外，是否存在“公物私用”的问题，在杜那里也一定有不小的压力。在那个年代，公物中一张纸、一张胶片的使用与去向，都是严肃的问题。“勤俭”、“节约”、“反贪污”、“反浪费”是当时的主题词、流行语，在1952年的“三反”过程中，就有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因用了公家的信封去寄私信被定为“贪污”。
我们的胶卷是从国外用外汇买来的，像这样既不重视质量又不注意节约胶卷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是杜的一位同事在1957年2月下旬部门业务总结时说的一句话。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言论是针对杜修贤拍摄儿童车一事，但从这句话可以看到来自同事们的自律要求。那一阶段，要求记者、编辑注意节约、杜绝浪费的呼声很高。其中，针对摄影记者“揭发的情况中较为严重的是”：
有人把公家的器材用于非公，把整卷的胶片为朋友、同志、亲戚、家属拍照。
杜写了一篇陈述，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他坚持认为“北海公园儿童车”这张照片“不是虚构摆布的”。他说自己的出发点是，不仅要表现公园有儿童出租车，而且还要表现儿童对小车的喜爱，因而需要选择活泼和熟悉的小孩来拍摄。
针对有人提出这样做是“客里空、虚构与摆布”的问题，杜坚持认为“这样做是可以被允许的”，并且把问题引到了新闻照片的真实性上去。
我想带自己的小孩和熟悉的小孩拍是会拍得比较理想的。这样做应该就是真实的新闻图片，因为主观思想就是介绍公园的出租小车和游人的小孩坐小车。
那么，记者的小孩和记者熟悉的小孩坐上小车是不影响图片的新闻性和真实性。在图片的说明上也是介绍北海公园有了出租小车和出租的价格，小孩在玩小车，没有写明某某游人的小孩坐着什么小车。
我的看法不能说是虚构、摆布。
有关此事的讨论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到底讨论的范围有多广，对于其他新闻媒体及其他新闻从业人员有何影响，在没有做细致的考证前，很难下结论。1956年12月29日新华社出版的第72期《对摄影报道的意见》 “问题讨论”文章——《记者在客观事物面前》后有一个“编者按”，算是对这件事情画了个句号。“编者按”的**句话便是：
“北海儿童车”一稿的讨论到此为止。
以“编者按”的方式为一次讨论画句号，足以说明这次讨论在新华社内部的分量。 “编者按”以“我们的意见” (实则为总社的意见，至少也是摄影部代表总社的意见)作为总结：
这张照片从事实本身来说不是“虚构”。但是记者对这次新闻的采访，不在新闻的事实中挑选事例，而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
在署名“树喤”的总结文章——《记者在客观事物面前》中，对杜的“报道态度”和“方法”进行了总结，结论是，杜以这种方式拍摄新闻照片“是不恰当的”。
杜修贤同志发现这个事实后，没有很好地采访，而轻易地给自己的孩子租了儿童车，以此作为表达主题的拍摄对象，追求合乎“理想”，是很不恰当的。作为新闻图片发表，对杜修贤同志所采用的办法认为恰当，不指出他的缺点所在，的确有可能滋长走“捷径”的危险；也的确有可能产生像北京分社文字记者所说的：
推而广之，我们拍摄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么展览会，都可以叫记者本人或家属充当“参加者”。
到此为止，没有人把“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这些十分敏感的词语随意安置在杜的头上。在这次虽然严肃，但严格限定在业务、学术范围的讨论中，树喤温和地提示道：
记者在客观事物的面前，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客观事物中挑选新闻题材，哪怕是“合法”、“合理”，也不要轻易地用自己的意志去排演事实，应尽量避免把自己带进新闻中，引起读者的怀疑。至于这张照片*后的结局，“编者按”说：
当然，如果这张图片作为“小品”，艺术水平较高的话，还是可以采用的。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1956年下半年，新华社对记者“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同年底，又一位文字记者参与到新闻摄影问题的讨论中来了。
与以往文字记者多讲道理少摆事实不同，这一次，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则直接把“摄影记者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所见所闻提供给大家”，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对讨论记者“组织加工”新闻问题有些用处。
把这些话说出来，是基于他看到的一些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情况，似乎摄影记者要比文字记者严重些，因此造成的事实错误也比较多些。
例子举得很直接，没有避讳同事、同行之间的关系。这个年代，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是会受到褒奖的。
内蒙古分社记者陆轲在包头拍了一张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并被不少报纸采用。在这张照片上，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这座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者是为了构图的需要，便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群赶到铁路桥附近来放。而**不提倡牧民在铁路附近放牧，那样做，既妨碍交通，又容易造成人畜伤亡事故。
……

**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如何摆平
为什么会这样
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危机公关
埋下了伏笔
诚心诚意地说出来
总社分社之争
官方话语遭遇个人表达
心照不宣
毛泽东特例
反思
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
适时出现的讨厌声
第二章 左叶事件
罗生门
打破沉默
见报前**
不同声音
丑角的面貌
幻觉
共产主义硬汉子，天呐
作风问题
第三章 跃进中
真诚的共谋者
抱一抱，笑一笑
并不突然
天方夜谭
摄影记者的大字报
把人拍好
河南典型
溢美之词
老贾泼冷水
格格不入
五位同事联名揭发
置身事外的自我检查
第四章 叛逆者失踪
人生两途
觉醒
想抄近路的野心家
南辕北辙
祸端
性格即命运？
恶评之风
被指定的：丁聪、陈怀德、苍石、何南、黄修一
魏南昌：郎静山命运的另一个版本
叛逆者是何被命名的
驯服的工具
第五章 浮云望眼
布列松来了
距离
与首都摄影界座谈
布列松难题
美学家说话了
WPP与红色中国的蜜月时光
影子敌人
一个饱受资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
颓废腐朽堕落的美国
海归的意见
办公室里的庄学本
谦逊的自省者
以俄为师的神话
真相吗
社会主义大家庭聚会
没有前言与后记
后记

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三百多张史料照片，珍贵档案资料，再现半个世纪前中国摄影大争辩始末。
本书作者耗费数年精力深入研究1956—1959年间的中国摄影史，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探讨当年中国摄影的独特话语体系，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开启这扇历史之门，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一段社会史的特异景观。半个世纪之前的影像遗产越过历史时空，仍在影响**中国的影像文化生态。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成果对当今的中国摄影具有现实意义。
——**摄影家、旅美中国新闻摄影人李振盛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有两门课不可或缺，即你必须知道那些好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必须知道那些假照片是如何造出来的。只是对于后者，人们大多讳莫如深，所以，一些同行经常犯曾经的错误就不奇怪了。我的同事晋永权不厌其烦地查阅档案，不辞辛苦地走访当事人，依据史实又有评说写就的这本书，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新闻摄影的真实面貌。那一年代新闻摄影界在局限与桎梏中展示的荣耀与羞耻，一直延续，影响至今。读懂昨天，我们前行就会少许多迷茫。
——**摄影记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
多年来，吾友以强烈的社会关怀聚焦于本土：从《*后的汉族》到《出三峡记》，其深入洞察，以至开阖的叙事，每令人钦叹。本书同样以富于感染力的文字透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如我亦获省视之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