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
华国锋面临的重大问题
正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第二次解放的时候,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6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按过去方针办”,并进而提出了“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积极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另一方面又极力限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触动。
1976年10月8日,在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作了重要讲话,其主要意思是: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四人帮”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账。10月18日中共**向全党发的通知,10月25日“两报一刊”的社论,都完全执行和体现了华国锋打招呼的又揭批又限制揭批的基调和精神。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是“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三是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是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他**次提出“凡是”的主张。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复出两个问题,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政治焦点。阻止这两件事情平反的人,违背党心、民心,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只能进一步求助于“凡是,’。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时任中共**副主席)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4号文件。坚持毛主席讲过的、指示过的,不会错。
11月3 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人民群众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举行悼念活动,声讨“四人帮”,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始提出批评。
社会上的这种趋势,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高度重视,认为**应当进一步表明态度。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授意、李鑫组织、汪东兴审定、报华国锋批准, “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篇社论在“两报一刊”上发表,但是“两报一刊”没有一个人参加起草,也没有人知道,连当时宣传l3的主要负责人耿飙也一无所知,完全是当时**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领导的理论学习组根据华国锋的思想起草的。l977年1月,华国锋要他们起草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月21日,华国锋在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曾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来**工作会议推迟召开,要先发表一篇社论,作思想准备,华国锋讲话稿的主要精神当然就要在社论中反映出来,而“二·七”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很好地反映了华国锋的思想。
此后,华国锋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的**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两个凡是”。他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时,他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说: “**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于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是想维护包括“文化大革命”错误在内的毛泽东的“旗帜”,树立和加强自己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回答党内外日益高涨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历史证明,“两个凡是”阻碍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碍了老干部的解放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迟缓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 “两个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明显的阻碍作用。
稳定局势和抓纲治国
粉碎“四人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要巩固这个胜利,剪除“四人帮”的党羽,瓦解其残余势力,不使动乱、暴乱发生,实现安定团结,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集体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这是必要的。
当时,稳定局势的关键是要稳定上海。因为上海曾被张春桥、王洪文经营多年,“四人帮”在那里党羽较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1976年八九月间,马天水就说:“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下令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为策动武装叛乱做了实际准备。
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张春桥对徐景贤说: “要谨慎小心,要注意**斗争的动向。”提醒上海要注意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方式。
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 “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他的这番话为上海民兵发动武装叛乱做了准
备。
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帮”的党羽传达他的意见,说:“**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实质上是向上海发出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动员令。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召开**批打招呼会议,用一架专机把南京、上海、杭州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一起接到北京,“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就在其中。随后,又通过马天水将徐景贤、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陷入群魔无首的境地。此前,海军在东海海面、南京军区某部队的几个师以拉练名义,摆到无锡、苏州到上海一
线,对上海形成钳制之势。
尽管**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还是有所觉察。
两天后,lo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得知“四人帮”发生了*严重的情况。当晚,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以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等,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在议论了“四人帮”可能被捕的情况之后,朱永嘉就提出:“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这个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的主张,得到其他余党的同意。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决定,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设置两个秘密指挥点,当晚就撤出康平路机关。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人员的分工是: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同,是文的一路,由徐景贤率领,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二号点设在东湖路招待所市民兵指挥部,是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领,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后来,根据廖祖康的意见,在叛乱指挥班子里又增加了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市总工会头头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人。徐景贤当场写了调集33500名民兵“加强战备”的手令,交给王秀珍执行。然后,文武两路人马进入各自的指挥点,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他们还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责成《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电台等宣传工具大造舆论。10月9日,在王秀珍的指挥下,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
进行部署。命令兵力集中,人枪配套,枪弹配套,调集车辆、物资等等。在那几天里,共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调集车辆225辆和大量食品、物资,还在各民兵指挥所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
通了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调集了1300人的机动力量,并增发了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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