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涯琐忆
学话
我从小怎么学说话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家里人很多:上有祖父母,下有兄弟姊妹十个人,大家都说扬州话,我一生下来所学到的自然也就是扬州话,这是我的母语,以我母亲的话*标准。确实在我心目中,直到现在,她的话*好听,*柔美,*亲切。我庆幸自己落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里,言,它有一种磁铁一般的吸引力,学会了这一种华美而又纤丽的语吸引我在语言的海洋里徜徉,无往而不适。以后,不论我在哪里,只要听到有人说扬州话,就感到亲切。当我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候,我说的就是扬州话,甚至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口中喃喃自语的也是扬州话。这是母亲教给我的语言,它已成为我血肉身躯的一部分了。如今,我们的兄弟姊妹历尽沧桑重新聚首时,说的还是扬州话,我们好像又回到母亲的身边,尽管母亲早已不在了。——我写这些,只是说明了一个普通的道理:母语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存在方式,而**不只是一种“工具”。
六岁进小学,一口柔美的扬州话成了我受欺凌的主要原因,因为我生活在上海,尽管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而苏北扬州人在这里是*被人贱视的,被辱骂为“江北猪猡”。我正在童年,学得快,不用一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就��会了。有了一日上海话就能合群,能与同学一起玩耍,我那时已经知道,被人排挤在外的滋味是很不好受很不好受的,我估计那时我一定哭过好几回。当然,与我同时上学的兄弟妹妹也都学会了上海话,在家里我们之这是“家”。
后来,我的上海话说得很好,能说上海上层人物的礼貌语言,也能说市井之间的世俗语言,甚至能用上海话骂出一连串脏话。*妙的是我能说带有浦东色彩的、苏州色彩的、宁波色彩的、北方色彩的以及苏北色彩的上海话。这当然与同学之间的交往有关,也同我看了不少滑稽戏有关。我用这个例子证明另一个普通的道理:一个孩子的语言适应和同化的能力是很强的,可惜父母和老师对此都不怎么在意。
渐渐地,我又学到了第三种语言——北京话(小时候被称为“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称为“普通话”),这是我从电影、话剧、京剧和广播里学到的,尤其是听相声,既使人开心,又学到标准的北京话,真是一举两得。那时也有些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但大都不标准,所以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上,我常被老师点中站起来朗读课文。为此,我应该感谢电影演员石挥、张伐、孙道临,感谢京剧演员萧长华、马富禄,更应该感谢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
学到了这三种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地运用,到了家里对父母长辈用扬州话,亲切舒适;到了学校用上海话,与同学亲密无间;普通话则是一种比较庄重严肃的语言,在正规的场合如大会发言,表决心、喊口号以及朗读文学作品,则一定要用普通话。这三种方言充盈了我生活的三大空间,我就是在这“三大语言空间”中成长的。
祖父的诗教
先祖父佐成先生生于清末光绪元年,读过几年私塾,因家境贫寒而辍学经商。他在发达之后,自学读书,对经史典籍和诗词文学十分爱好。我是他的长孙,当然受他钟爱,在我四五岁时,他就教我识字读书,而我印象*深的是听他吟诗。
老人在晚年,希望为自己营造一个“优游林下、诗礼传家”的生活环境,对一切俗务全不关心。书房里有两万卷古籍,《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全的,金石字画也不少。所结交的皆是文人雅士,如诗人高吹万、词人冒广生、画家姚虞琴、学者金其源、翰林钱崇威……这样就自然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我们兄弟姐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浸润成长。
每至黄昏时,祖父常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我坐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听他讲历史故事,或是吟诗。他吟诗当然是用的扬州话,很讲究抑扬顿挫,轻重徐疾。与其说是念给我听,不如说是念给他自己听。时间久了,我听出一些味道来了,他并不是一本正经地教我,而只是念,王维的几十首,孟浩然的几十首,我也跟着他轻轻地念。常常由于一两句好诗,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而使我仿佛跳出了上海滩的石库门,进入了山水佳处,进入了诗人的意境。祖父念诗,有一种腔调,以后我听别的老人念诗,尽管方言不同,这腔调是差不多的,无非是平声缓慢,仄声急促,形成明显的节奏感。尤其对押韵的那个字,念起来特别讲究,显出一种音乐的旋律美。这样,我就渐渐地进入到更难忘的是听祖父唱郑板桥的《道情》。
道情是一种民间歌曲,清代文人郑板桥的十首道情极富诗意。祖父闲来无事就要哼唱一两首。如**首《老渔翁》:“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清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影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商老师摘录《郑板桥集》山。”我当时*同情是一首《小乞儿》:“尽风流,小乞儿,数莲花,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桥边日出犹酣睡,山外斜阳已早归,残杯冷炙饶滋味。醉倒在回廊古庙,一凭他雨打风吹。”——在他的歌声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生的苍凉,既无奈,又有情。这是一种诗意,很浓很厚很醇很朴素的诗意。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如今我也步入老年,闲来无事,我也会哼唱几首郑板桥的《道情》,如今*欣赏的则是《老书生》:“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这种滋味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
祖父的书斋
祖父的书斋叫“恕斋”,取《论语》“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意思,所以他对我并不苛求,从来没有限定我一定要读什么书背什么书,只是让我随意地在他书堆里翻。
那时的孩子生活很枯燥,没有电视,又不常看电影。看京剧的机会倒不少,因而对《长坂坡》里的“常山赵子龙”佩服得很,正值日本鬼子打进上海租界,我就想,如果常山赵子龙活在现代,一定能把小日本赶走。看见祖父的藏书百衲本二十四史里有《三国志》,就一定要看赵子龙的故事。祖父笑着解释说:“这是正史,那是演义,不同的。”但是我一定要看,他就把《三国志·蜀志》里的赵云传讲给我听,使我大失所望。后来又逼着他讲《诸葛亮传》这才有了点滋味。由此明白:祖父的书斋里藏着许许多多故事,只有学好了古文,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春秋两季的晴日,祖父要晒书,无非是把书箱盖子打开,对着太阳晒上一两天。晒完后,要按目录核对一下,有否缺失。我和弟弟友仁每年都要做两次这个工作,一个人读书名,一个点册数。《四部丛刊》共三千余册,是祖父藏书中的大宗,它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全,经史子集古籍中的*重要的著作搜罗齐备,基本不缺;二是精,编者张元济先生遍求海内各大藏书家的善本,加以影印而成,版本**可靠。我们每年核对书籍两次,等于上了古籍目录学的入门课,对古代文化典籍有了*初的认识,以后再找书读就方便得多了。可惜,由于自己不用功,不求上进,《四部丛刊》中我真看。其余的,也就是在《续编》里读过一些“淫词艳曲”,那倒真是好作品,但不敢让祖父知道。
在祖父的零散藏书中,也有不少小说。*可珍贵的是有正书局石印本八十回《红楼梦》,都是工楷誊录的,漂亮极了,简直可以当帖临。我从12岁起,每逢寒暑假都要读一遍,直至初中毕业。后来才知道还有120回的本子,但读到后40回,殊感失望,味道不同。
进入高中后,平时住校,星期六回家就睡在祖父书房里,发现了一部《聊斋志异》,越看越怕,越怕越想看,好像书中的妖狐鬼魅正在屋前屋后的窗外向我窥探,吓得我睡不着觉。接着,《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夜雨秋灯录》《谐铎》……什么笔记都看,从故事读到掌故。正如祖父骂我的:“正史读得不多,野史读得不少;正书不好好读,闲书拼命读。”不管怎么说,读浅近的古文我是没有问题了。——想不到,这些居然成了我以后教书的“本钱”。
看戏
京剧,在我们家称为“大戏”,以别于地方戏(小戏)。我大约是抱在母亲怀里时就看京剧了。脑子里隐约记得看梅兰芳演的《贩马记》,看到李奇在监牢里受苦的一段,我也跟着哇哇大哭,母亲就抱到剧场外的商店里买山楂糕吃。这个剧场就是上海**的天蟾舞台。
我从小就在天蟾舞台看过不少戏,尤其是看梅兰芳的戏,可以不花钱,因为父亲在中南银行的同事包小蝶是梅先生的弟子,梅先生演戏时他要包几十个座位捧场,这票子就送给我父亲,这下我就有戏看了,但是功课一定要在下午做好,才能在晚上安心地看戏。
其实我当时读书的磐石小学就在梅先生家的隔壁,梅葆玖也在那里读书,比我高两级。我常常隔着篱笆偷看他家的生活。“梅兰芳”三个字在我的心目中有很大的分量,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尤其是唱腔,在我看来昕来就是美的**。以后,我又崇拜上了潇洒飘逸的马连良和英武豪迈的盖叫天。20岁以前,我是一个十足的“戏迷”。先是看“白戏”,以后是自己花钱买票看,甚至连夜排队,而座位则从楼下的前排,一直“上升”到三楼。三楼坐着的虽是穷人,但都是“铁杆戏迷”,那里的叫好之声可以“声震屋瓦”,真是“绕梁三日而不绝”。
高中时代,我常在周六周日到上海戏曲学校的小剧场看戏校学员的演出,票价才一角钱,但演得极其认真。京剧班的李炳淑、李永德、杨春霞、齐淑芳都不错,而昆曲班的蔡正仁、华文漪、张绚看京剧要读懂唱词,《大戏考》是少不了的,那时陆续出版的剧剧本叫《京剧丛刊》也大可一读。昆曲唱词更典雅,不易懂,好家里有一套线装的《缀白裘》,集中了昆曲**折子戏的科白唱词,使我大开眼界。读过《缀白裘》再听昆曲,我似乎有点内行”了。我回忆这些,与教书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觉得,此的关系太大了。一是文化修养,当然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一脉相承的,一个语文教师有了这点修养,在讲台上的风貌就不相同。二是语言修养,京剧昆曲的唱词都十分讲究声和韵,而和韵正是我们的母语——汉语的灵魂。京剧的唱词虽然并不典,但是它圆润流利,念在嘴里好听,有韵味,是语言艺术的珍品。够欣赏它,进而掌握它的规律,并融化到自己的言语中去,你就成为一个富有语言能力的人,一个出口成章的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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