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与讲画二词出之于魏源。《海国图志叙》借用明臣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并且指出:“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又说:“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所承受的**次侵略战��,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罪行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必然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这种义愤可以激发人们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但是却并非所有单纯的义愤都可以转化成为民族“违寐而之觉”的精神驱动力。所以,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愤悱出于《论语·述而》,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感情与理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
但是,统治**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义愤,大多仍然停留于情感激动的层次,而且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思路紧密联系。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鄙视外邦,即令时至已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陈腐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对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桂岳丛书》,我曾全力给以支持。但轮到要把自己的文集纳入这套颇有影响的丛书,我却甚感惶愧与犹豫。虽然度过的学术生涯已有半个世纪,已出版的论著也不算很少,但究竟有多少可以而且值得流传呢?苏轼词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时间长流对学术成果的筛汰,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有相似的经历,在40年代后期怀着理想主义与几分浪漫情调投身革命潮流,并因此而中辍了大学学业。古人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们却在没有完成自己学业的情况下便身不由己登上大学讲坛。在基础与训练两方面都欠几分火候,这就是我们(特别是志趣未定如我)的先天不足之处。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我们主要是通过业余自学逐渐成长起来的。
*初的研究多半是结合教学中碰到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些是参与当时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如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之类,谈不上什么系统深入的研究。自1960年以后,转向以辛亥革命的研究为**,并且以撰写张謇传稿作为新的起步。1963年以后,发表学术性文章渐多,而且也逐步摆脱了幼稚粗疏的弱点。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秋即以文字得祸,不仅遭到连续批判,连讲课和发表文章的权利也被剥夺。及至“文革”爆发.学术研究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