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1840-1949中国底本(插图珍藏版)》钱波夏宇德风

内容提要

对于1840-1949这段历史,确实无法叫中国人避而不谈,但如何谈论这段历史,确实已经有太多宏大叙事了。于是《原来如此》就是从细节入手,专门看历史的边角料,有点历史八卦的意思,不过此八卦非彼八卦,不过是在那些被低调处理得历史背后,看清真相而已。本书挑选的就是一些历史人物的“边角料”,说是“边角料”,自然是相对于一般的历史资料而言的,都是些无足挂齿而又生鲜灵活的闲言杂事。虽然,读这些“边角料”对于百年前那段完整的历史而言,差不多是盲人摸象了,今天摸摸张三的胳膊,明天摸摸李四的腿,但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些有血有肉的胳膊、腿拼凑起来的。反正历史的细节,是尽量摆在这里了,看官自便。

文章节选

里外折腾
清朝征剿太平天国时,开始参用西法训练士兵,并聘用了戈登、华尔、买忒勒等洋将。戈登的洋枪队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战事既了,他又远赴埃及投机,结果被苏丹民族军队击毙。华尔在中国阵亡时,遗命穿清朝官服入殓。买忒勒则颇知中国古书,曾有某清朝官员冒着大雪前来拜访他,他一面用西方礼节与来客握手,一面吟诵《诗经》的句子:“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后来他在攻打绍兴时阵亡。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康有为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游历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威严,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于是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攻读。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可更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之间,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来作中国的强援。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以袁大总统的威望,一变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这正是英、日、俄各国的愿望。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 !”袁克定大喜过望,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极力怂恿称帝之事。
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时,将他在哥伦比亚的老师古德诺**给袁世凯作法律顾问。古德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全球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他忠人之事,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写出了**的《共和与君主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度。他说:“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既不能一成不变,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他本是提交给袁世凯作参考的,不料却被袁世凯遍示于众。古德诺因此成为跳梁小丑,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竞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机会。
民国初年,正值德国威震欧洲,北洋军遂处处效仿德军。不仅教官选择、阅兵步伐、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国看齐,连蓄须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袁世凯本人如此,其部将曹锟、冯国璋、段祺瑞……一概如此。
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常在电车、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一章节,即闭目静坐,若有所思。蒋大受刺激,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他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罗素说:“我爱中国人,但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新中国应该为自己设立目标,要保存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文雅和礼节,坦诚和谦和,加上有西方的科学知识,且把它应用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他相信,除非中国保存其固有的爱好和平的生活哲学,不学西方对人对事的侵略态度,否则中国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业化,不一定能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
1921年,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给巴黎大学的学者写信,请教三个问题:一、人是否宗教的动物?二、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三、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他们收到了三位**教授的回答,他们是中国历史专家马尔塞·格那列、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社会学学者布格列,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巴尔比斯认为,基督教作为经济政治扩张的工具进入中国是个不幸。
梅兰芳访美时,一位美国老太太十分痴迷,每场必到。后来她得到了与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要用袖子遮起来呢?”
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赴美国募捐,结识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医院的**脑外科大夫白求恩。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严峻形势,白求恩便马上组织了一支**队赶赴中国。
抗战后,美国为着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极力调停国共矛盾。1946年2月,当国、共及其他各党派在重庆上清寺签订一个基本方案后,美国特使马歇尔致词:“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抗战中,陪都重庆电力缺乏,灯光昏暗,可即使是这昏暗的灯光也是有限制的。对此蒋廷黼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4月1日将钟表拨快一小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当即反对,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此议于是被否定。但是不久以后,一个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却马上被采纳了。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何键离任湖南省主席前,断的*后一个案子是,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回国,他的中国小妾不仅有“通敌罪”,且有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自然不少人拍手叫好!然而不要忘记,中日开战后,郭沫若回国当了**官员,他留在日本的妻儿纵然遭受歧视,也决不至于被判刑或处死。’可见中国当时的法律精神是多么淡薄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终被封禁了事。
雷震案发生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纽约时报》上质问美国政府:“我们广大的援助背后,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吗?我们冒了战争的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
中国从英国进口斯贝发动机,英国人感到很奇怪,因为斯贝发动机是中国人吴仲华发明的。吴仲华20多岁就在英国当了教授,在日内瓦会议时见到了周恩来,要求回国,虽然英国方面拚命挽留,他却义无反顾。他回国几十年内都默默无闻,还不断受到批斗。后来**发现进口的斯贝发动机有质量问题,便派他去交涉,英国人听说他来了,马上同意照价赔偿,不少英国专家还声称吴是他们的老师。
朝鲜人李百拂认为:“中日两国之立国风格迥乎不同,中华信乎为泱泱大邦,仅举一*小之事为证,已可见其对世界友国之诚挚态度,非浅薄险隘之日本所能及也。如中国根据译音名其邻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在中国文字中皆为懿词,均含褒义。若日本则适相反!名德国日‘独’,意为独夫之国;名旧俄日‘鲁’,意为愚鲁,经俄国抗议,才改作‘露’,但仍有薤露朝阳之意;名美国日‘米’,看似无他,实际上有吞食之的嘲谑之意。两者对比,一目了然!”日本人称美国为“米国”的不尊重态度,蒋介石亦曾在演说中谈及。
左宗棠平天山南北路,收复新疆,其办理新疆军务十数年,凡大军经过地方,都令士兵修筑道路,并沿途植树。左宗棠的老师隆无誉在《西笑日觚》一书中说:“左洛靖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后人为感念他疵荫西北之功,称之为“左公柳”,并在沿途置碑,上书“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牧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1879年,杨昌浚应左氏之请到酒泉,发现沿途道旁,垂柳夹道,一片绿荫,景色绮丽,因触景生情,赋诗日:“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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