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怎么了?它发生了什么?40年来,它究竟留下了什么,才能让人们一直念念不忘。
1969年8月15日,在美国纽约市伍德斯托克镇举办了一场有50万人参加的摇滚音乐节,还有100万人因为交通拥堵而滞留在路上。来自全美的嬉皮士们纷纷从各地赶来,和摇滚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轰鸣的吉他与摇滚女歌手贾尼斯·乔普林的尖叫,在四天的时间中,共同将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与璀璨的摇滚文化发挥的****。
为此,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日后的四十年成为一个传说,一个象征。代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乌托邦的理想,爱,自然主义,反战,迷幻药的精神之旅,民权运动,和平口号,嬉皮公社,以及摇滚乐。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后的整个七十年代,嬉皮乃至嬉皮文化都逐渐衰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后的狂欢以及**的演出,再现了一代人的面貌。
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中,人们都不断地追溯着那段历史,并意识到某些青春、反叛的东西始终与我们同在,六十年代不仅成为青年文化的源泉,摇滚乐的黄金岁月,更成为一个可以触摸的神话,任何来自青年的环保、反战抗议、激进主张以及摇滚乐都会唤起人们对上世纪六十年

1 迷失在白湖
“埃利!”
她又来了。我妈妈就像困在着火的房子里似的,扯着嗓子拼命叫喊我的名字。我正不情愿地推着剪草机在草坪上转;她叫得如此响亮,声音都盖过了剪草机的轰鸣。她的叫喊从汽车旅馆的登记室传来,这是我们在纽约州白��,也就是卡茨基尔山区一个湖畔小村开的旅馆。我转过身,朝登记室望去,看看有没有蹿起火苗或者翻腾的浓烟。自然是什么也没有。看起来,危机不会比水龙头漏水更危及生命了。
“埃利亚胡!!!”这下她用上了我的全名,是要告诉我事态的严重性,“快点过来。你倒霉的妈妈需要你。”她的声音尖锐得像刀子一样。
我关掉那台锈迹斑斑的老剪草机,朝登记室走去。母亲站在登记台后边,面对着一位矮个子男人。他穿着红色衬衫、芥末黄百慕大短裤、长及膝盖的袜子,光头上一顶小帽子压得很低。他非常生气,后背都放射着愤怒。
“出了什么事,妈?”
“这位开豪华凯迪拉克的先生,他要求退款,”她说着,右手在空中劈过,然后回到胸口,捂着,似乎在等待就要来临的心绞痛,“我告诉过他,我说,‘一律不退’。我若不是从俄国明斯克二十英尺深的雪堆里兜里揣几个冷土豆后头还有沙皇的兵在追赶一路走到这里来的,就活该给你的房间退款吧,抱怨我床单的豪华绅士先生。”
“床单有污迹,”他说,强压着愤怒,“我还发现床上有……阴毛,天哪!电话不通,空调也没有——窗上就一个塑料盒子。”
这些自然都是实情。好些年我们都没有洗衣机,因此我父亲,汽车旅馆的勤杂工兼多面手,便把床单搬到地下室去,高高堆起来,倒上一些洗涤剂,用水管子冲。有时候,他连洗涤剂都懒得倒。然后我们就在汽车旅馆后院的沼泽地把床单挂起来,晾干。那儿有几百株松树,可以给床单熏上那种“松木清香”的气息。
我们终于弄到洗衣机的时候,妈妈时常不肯在水里放洗衣粉,把这当成一种省钱的办法。即使现在,她通常也是一股脑儿省去床单清洗工作,代之以刷掉床单上的毛发,然后在床上就地熨烫一下就成。
至于电话和空调机,那些都是装点门面的。**,一个心怀不满的电话公司雇员来了,带着一大堆电话和一架旧的电话交换板——那或许是40年代的东西了——许诺要给我们违规安装起来,收五百美元。我母亲,讨价还价永远是精明的,叫他打了个折。
“亲爱的电话兄弟,你以为我是1914年兜里揣上生土豆从明斯克半夜里走过来的,所以就可以宰我的电话钱吗?我们只能出十二块现钱,外加一打啤酒和大妈的一份热霍伦特。”那指的是我母亲炖的牛肉土豆汤。然后她说:“我们出这些,你的东西可就全要了!”生意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家伙耸耸肩,把那一大堆电话机、电线和电话交换板卸在登记室,拿了钱,喝酒去了。没有他的专业技术,我们自然是毫无办法,也就是说白花了十二块钱,我们的全部所得只不过是拥有电话的幻觉。我叫老爸把电话分到每个房间去,他就用订书钉和胶带安装了起来。然后我们弄到些空调机盖子,把它们安在窗户上。做完这些,我就在客房里和汽车旅馆各处放上标记,上面写着:“请原谅我们的外观——我们在为您的舒适安装电话和空调。”
这些是我们要客人预先付款才能看房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在登记室柜台上放了块相当惹眼的牌子的道理,牌子上写道:“只收现金。概不退款。”无论什么时候来了人,想用信用卡付账,我母亲都会立刻行动起来。
“先生,你听我说。我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妈妈,只想给她的娃娃买点热牛奶,”她说道,“我就扣下这张塑料卡了,等你从你老婆那儿弄来现金再还你。”
我不可能有分身法,也就是说,我母亲常常是一对一地跟有可能花钱的顾客在一起——从生意角度和个人角度来说都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她完事后我不得不收拾乱七八糟的残局。于是我回过神来,对付面前这个男人,他简直像要把我们一一掐死。
“还有,房间里连毛巾也没一条。”那人说。
“哎哟,这下说到毛巾了。你要毛巾,”母亲说,“就得额外付钱。你要肥皂,那就多交一块钱。你以为我们白送这些东西?怎么,你看我像洛克菲勒夫人吗?”
“你这开的是什么黑店?”他问道,摇头,“我要求退款!”
我想告诉他钱已经没了——他把钞票递给我母亲的那一刹那,钱就滑进了时空连续统中的某个宇宙缝隙,一个黑洞里,入口可以在我母亲的乳罩上找到。它从那里去了何地,谁也说不准,但是我努力不去思考这类事情。尽管如此,任何一个月里无论来了多少客人——即使在*好的月份,当然这样的月份令人痛心地**——我们也从来没有钱支付按揭和电费。**的神秘丢失是我喜欢讲的“泰希贝格诅咒”的一部分,这是横加在我们家头上的恶毒灾祸,使我们一步步滑向财务崩溃。我把名字从埃利亚胡•泰希贝格改为埃利奥特。提伯,这是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使自己远离家族的因果报应所做的可怜而完全徒劳的努力。欢迎来到汽车旅馆地狱,我想对这个人以及任何可能在听的人说。但是我替他省略了所有血淋淋的细节,只告诉他在我们这悲惨的旅馆,事情是怎么办理的。
“标牌上写着‘概不退款’,”我说得很干脆,“你付了钱就拿到房间,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这是这儿的协约。”
他一掌猛拍在柜台上,狂怒地冲出了登记室。
“好了,妈,又一个满意的顾客,”我看也不看她一眼,说,“你从不纳闷我们为什么没有回头客吗?今天的回答就在这里。”
“你该找女朋友了!”我母亲尖叫道,“你要到哪天才给我生孙子?!”她跟随我出了大门,手在空中来回劈着,以示强调。“埃利奥特!你要去哪儿?”
“我去商店。我们要买牛奶了。”我说。
我钻进我的黑色别克敞篷车,上了17B号公路。后视镜里,我们的汽车旅馆越来越小,我这才恢复了正常呼吸。
这是1969年6月初,在白湖,也就是纽约城以北不过九十英里处一座名叫贝特尔的小村镇的一个极小的区,天气大概是你能发现的**的好东西了。1955年我们初到白湖时,贝特尔村有一个志愿者消防队、一个充满敌意的管道工、二十家酒吧以及为数大约两千五百的人口——我们后来发现,其中许多是极其顽固的信徒。此后十四年中,这一切没发生多大变化。
很多人把卡茨基尔称作波希特地带,这个名字来源于许多东欧犹太人喜欢的甜菜汤。20世纪初,犹太人开始来到这个地区。他们开酒店、汽车旅馆以及平房群落,这样中低收入的人——大多是犹太纽约客——可以逃避城市的热力。*终,大的度假村建设起来了,比如格罗辛格和康科德,在那里很多有名的喜剧演员——包括锡德•西泽、丹尼•凯、梅尔•布鲁克斯以及杰瑞•刘易斯——定期前来演出。
这些汽车旅馆、平房群落以及度假村的业主们创造了工作,这个区域也因此繁荣了不少年——就是说,到50年代中期就不行了,那时人们发现以卡茨基尔山区度假同样的价钱,可以到佛罗里达或圣达菲玩一趟了。从那时起,所有的本地生意就开始遭殃。正是在那段时间,我父母买下了我们这个汽车旅馆,现在我们叫它“摩纳哥”。
到60年代后期,白湖与整个卡茨基尔度假区一样,一直处于加速下滑的挣扎之中。整个贝特尔村,房子、汽车旅馆和老的维多利亚式酒店一律在衰落。门廊腐烂了,百叶窗耷拉下来。许多住户任由常春藤在房子外墙上蔓延,好遮蔽下面卷皮的油漆和光秃秃的、风雨侵蚀的木头。白湖边上的小船坞慢慢沉入了水里。那些所谓度假胜地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九月的**个星期二以后,度假者都回家去了,这一带总是要闹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火灾,弄得卡茨基尔名声越来越大。旅游车辆渐渐消失,这地方归于死寂。生意干涸,工作也没了。人们都遭到解雇,于是这个地区陷入了艰难时期。你说这是谁的责任?
隔三差五,我会碰上一个本地人毫不含糊地表示看不起我的种族和宗教出身。
……

致谢
1.迷失在白湖
2.泰希贝格诅咒
3.我的“另类”生活
4.歇斯底里地笑着挖个更深的墓坑
5.石墙与解放的种子
6.金鹅降落在摩纳哥
7.世界已是全新
8.**波
9.白湖反叛者
10.人人都想分杯羹
11.局势扭转了
12.制造伍德斯托克
尾声
附录:伍德斯托克野史

拍了那么多悲剧,我一直想拍一部喜剧片,一部完全没有讽刺意味的喜剧。这个片子就是这样,它讲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故事,诚实、忍耐,有一种我们不应该舍弃的纯真的味道。 《制造伍德斯托克》是我拍得*愉快的一次,我拍片从来没有这样过。 ——李安 《制造伍德斯托克》记述了一个人的自我探索旅程,手法桀骜却又深刻动人。我阅读的时候,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冒起一身鸡皮疙瘩,时而情绪激昂亢奋。我也再次确信人生的宗旨是:以自己的面貌去爱和被爱。 ——陶喆 收藏摇滚轶事与历史的读者有福了……值得一听的故事。 ——《柯克斯评论》 历史性时刻……一个趣味盎然而慰藉人性的故事。 ——《出版人周刊》 没有提伯,就没有伍德斯托克;而没有伍德斯托克,也没有**的提伯。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渗透着60年代的纯真、乐观、不羁与理想主义。三天的“音乐、和平与爱”,一百多万人齐聚白湖小镇,上演了历史上*伟大的音乐盛会。而背后支撑着它的,却是一个出身卑微,只是为了不让父母的旅馆倒闭的小人物提伯。
在这部幽默而温暖的回忆录中,提伯讲述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背后的故事,讲述了他如何挽救险些流产的音乐节,又在音乐节的洗礼中找回迷失的自我。